公交车在北海公园门口停下来,迷迷糊糊的林航下了车。从这儿到目的地还要步行十五分钟,当然,打车的话也就两分钟。林航拿出钱包扫了一眼,还有两千八百块钱,一沓粉色的钞票坚挺有力,但事实上这将是他后面一个月的全部弹药。林航苦笑一下,又把钱包稳稳当当揣回了西裤大兜,然后甩开大步朝什刹海走去。
其实按照正常逻辑,一个北京地区的导游,月入万元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林航却给打了个三折。这几年他看到无数同行风生水起、腰缠万贯,比如有位学姐,当了一年半导游就在东四环付全款买了房子,还有位男同事才干了半年就傍上一香港女大款,没事儿的时候就开着一辆宝马Z4满街乱窜。
但是这些,林航做不来,简单来说,他是个失败的导游,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面不厚心不黑。东北人特有的那种实诚、要面子和穷大方,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什么便宜都不占,回扣不要、潜规则不要、傍大款更不要。三年下来,以前的老同事要么腰缠万贯、骑鹤下扬州,要么改行做了猫腻巨多的全陪,投入了抢钱者的行列,只有他一个人还兢兢业业地做着“地陪”!而这所谓的“地陪”其实说白了就是只在北京本地绕。老同学朱一墨挖苦他说:“咱林航就是北京的活地图,别说饭店,连厕所都门儿清,就他现在这水平应该直接调到北京城建局!”
然而玩笑是这么说,城建局却并不这么想,北京的人多了去了,他林航再熟悉地形也赶不上飘在太空的卫星。所以三年下来,林航依旧还是小导游,还是地陪!他一直没挪窝儿,踏实得让旅行社的领导都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姜薇也没少劝他换工作,有时候他自己也这么打算,但一想到又要重新开始,一想到三个月的试用期,而且试用期后还不一定能在新公司站住脚,他就打退堂鼓,还是老老实实地在旅行社上班。他一次又一次地安慰自己:虽然挣得少点,但心里踏实,不做蒙骗游客的亏心事也不怕半夜鬼敲门。
有时想想这些年,林航也很难受,自己一个外地人,居然做了客居城市的导游。毕业四年了,每年夏天他都要节衣缩食地攒钱,为的是能在春节前衣锦还乡,毕竟在老家人眼里,他可不是一般人,是留在了首都的成功人士,而这不能不说是绝妙的讽刺。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和平年代,农民拥进城市。乡村的奔向县城,县城的奔向省城,省城的又奔向首都和上海。林航的父亲高兴时就会志得意满地对别人讲:“我这辈子没白活,养了个好儿子,一步到位,直接从县城杀到首都了!”可是这中间的辛酸,老人并不完全明白。他不知道,当自己的儿子努力地改变着口音,改变着一切属于故乡的东西时,那种内心的纠结和痛苦……
林航和无数生活在这个都市的外乡人一样,努力地改变着自己,努力地融入这个城市,他们有的貌似成功,有的依旧挣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里,林航都会拷问自己,会感到自卑,时间匆匆而过,他的事业依旧平平,经济的拮据让他对这个城市愈加难以产生归属感。虽然每一次失败之后,他都会再一次站起来,甚至再强悍一些,但自卑依旧不可避免!尤其是同学聚会,和胡杨、朱一墨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林航就会觉得自己从皮肤到灵魂深处都写满了两个相同的字――失败!
人家怎么就能够成功呢?
要说念书那会儿,胡杨和朱一墨的成绩都没他好,整天吊儿郎当的,到处乱晃。可现在都混得比他强,而且强得不是一星半点儿。
朱一墨是富家子弟,家在浙江,靠着父亲的关系,他留在了北京,而且两年不到就当上了某国企的办公室主任。基本上就是挂个职,铁饭碗,吃喝用都不花钱。上学那会儿,这小子的人缘要多惨有多惨,每天沾花惹草,然后又始乱终弃,挨打那是常经历的事儿,要不是和五大三粗又手黑的胡杨住到一个寝室,没准他现在早被人阉掉成了太监。
毕业之后,朱一墨也算投桃报李,在胡杨走投无路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服老子,不知从哪里拉来一笔钱开了个梦成图书公司。就这样,胡杨从最开始找不到工作,批发盗版光碟、在夜市摆小摊儿,到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北京名列前茅的图书公司老板,四年之内公司资产成几何数增长。扔掉那辆二手的破自行车,胡杨开起了宝马,住上了二百平的大house。
这世界公平吗?林航常这么想,朱一墨也常唠叨,而他的答案是――太他妈不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