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 第一百八十节 周边传统国家（1）

其实以中国的体量，犹如一颗恒星，想不获得周围的关注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天生就自带光环，从古至今都站在聚光灯下。

所以关心中国政治格局变化的国家多的是，西方国家通过他们的商馆密切关注，但也仅限于关注，局限在利益层面，只要这种变动对他们的实际利益不造成影响，他们并不太在意谁在中国执政。

可对中国周边国家来说，那影响就太大了，相比跟西方只有经济利益关系，中国的任何变动，对周边国家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都是周围国家关注的焦点。

所以当周琅攻取江南后，日本、越南、朝鲜和琉球这些传统的华夏文明圈国家，已经开始考虑中国改朝换代的问题。周琅攻取福建之后，日本就表达了善意。琉球断绝了跟满清的朝贡贸易，绝不仅仅是因为海路变得不畅。越南的西山王朝和阮氏王朝都跟周琅建立了贸易联系，但也仅限于此，没有政治层面的互动。

当周琅攻取北京的消息传开，这些国家马上就决定要派出使臣来朝贺，确定新的中原王朝跟他们的关系。

其中最积极的是越南的阮朝，他们在跟西山朝的内战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出意外很快就会一统越南，按照传统，他们想取得合法地位，必须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

朝鲜同样如此，李氏家族想要继续合法统治朝鲜，就必须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和册封，册封的地位都不太高，比如在明清两朝朝鲜国王只是一个郡王的爵位，清朝那些铁帽子如果去了朝鲜，朝鲜国王都得下拜。

日本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由于地利原因，他们跟中原王朝始终若即若离，文化上主动亲近，政治上一直防范。他们的法理上并不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至少在幕府时代，他们已经不需要从中原王朝取得合法地位了。

因此当周琅攻取北京的消息传播开后，朝鲜、琉球、越南纷纷打算派遣使臣来朝贺，日本则保持了沉默，仅仅盯着这个新王朝的一举一动，不过对去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比以前宽大了一些，一些没有信牌贸然闯入的商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驱逐或者扣押，而是开始允许他们出售部分货物。

但俄国人的到来，比这些国家都快，不仅仅是因为俄国跟中国同样是邻国，最重要的是俄国一直在北京有据点，他们自认为这是常驻外交人员，清朝并不承认这一点，清朝也没有常驻外交人员的西方式观念。不过这也不一定是纯粹西方的制度，战国时期的中国，列国同样会派遣常驻使者去其他国家，在各国都有本国的驿馆。

俄国人尼古拉请求面见周琅，周琅恰好就在北京，理所当然就接见了。

尼古拉并没有表示对周琅政权的承认，他只是希望维持他们跟清朝的旧有贸易关系，不希望中国的政局变化影响到商业往来，这一点周琅给了他们保证，继续允许贸易存在，包括未来大周一统中国，也不会断绝贸易。

至于承认周琅政权的合法地位，俄国人没提，周琅也不在乎，承认合法地位，常常被西方人作为政治武器来用，可中国传统的合法性，至少在中国并不是如此，最早的合法地位，是通过周天子的册封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从此统治的合法性开始授命于天，所以祭天祭祖的登基仪式文人们才那么看重。中原王朝通过祭祀天地取得合法性，而周边小国，则以中国的金册册封作为合法性来源。这就是传统的宗藩体系，是东方的外交文化。

俄国人不承认周琅，周琅还没承认俄国呢。在这个外交标准都是以我为主的时代，周琅并不需要西方的承认。他会向西方派遣使臣，从而加强中西之间的联系，但也不存在完全接受西方外交的因素。而是还原战国的传统，在程序上也不可能完全跟西方一样。

深秋落叶后，周琅就南下了，不是为了窝冬，否则他不会去南京，而是直接去广州了。

攻破北京之后，天下大势就完全向大周政权倾斜，他不需要在亲征了。留几员大将，分路出击，足以取天下。

回到南京，是为了开展政治革新，同时接见各国使臣也要在这里进行。

王辅茞等文臣认为这个程序十分重要，就好像越南等小国，需要通过得到册封来获取合法性一样，相对的，得到小国的朝贡，其实也是中原王朝加强自身合法性的方式之一。人有被人认可的心理需求，到了国家层面其实也一样，你祭个天，就真的感觉自己合法了？大多数王朝还希望得到邻居的认可。

最先到的是朝鲜使者，他们先去了北京，得知皇帝已经南下，又辗转来到了南京。

周琅高坐金銮殿，完全按照传统的程序，跟朝鲜使臣会面，对方三跪九叩一个程序都没少，周围文臣排成两列，神情肃穆，仿佛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朝鲜使臣接着宣读贺表，用的是标准的北京官话。贺表的内容，除了肉麻的称颂周琅驱逐胡虏之外，就是表达朝鲜对大周的恭顺，通过“臣玜朝鲜国王李玜拜首”等字眼来表达。

洋洋洒洒几千言的贺表，称颂的肉麻话就占了八成，有称赞周琅赫赫武功的，有嘲讽满清胡虏命运的，有表达朝鲜忠诚的，挤干水分，希望得到册封，两国和睦相处的内容，就只有几百字。

此时的朝鲜刚刚经历过他们历史上的一个盛世，当然朝鲜所谓的盛世，绝不是什么武备强大之类的，他们的武备在丰臣秀吉时代就已经彻底腐朽了。盛世指的是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发展较好，仅此而已。

造成的原因是，之前的两任朝鲜国王，英祖和正祖在任时间都比较长，传统王朝时代，国王的执政时间长短对政治稳定影响很大，朝鲜英祖从1724年到1776年做了五十多年国王，正祖又从1776年做到了1800年，长达二十多年，俩人都是中年继位，连续执政长达七十多年，如此长时间的稳定，自然会带来社会相对安定，文化空前繁荣，士农工商全面发展的一个稳定时期。

所以这个历史在朝鲜历史中很重要，朝鲜人将其称作“英正时代”，甚至有朝鲜的文艺复兴时期之说。

这个时代，朝鲜人的心态开始膨胀，本就不太认同满清的朝鲜文人，开始将中国这一时期发生的地震、彗星、水旱虫灾等现象加以夸大，看成是“胡儿无百年之运”的征兆。他们期待着满清像元朝那样做不到百年而亡。

还有一个不自量力的想法，朝鲜王朝的一部分士大夫强调华夷之辨，以中华正统自居，如果满清百年而亡，那么朝鲜是不是可以取而代之？

朝鲜人开始为此做准备，在乾隆五十二年，朝鲜备边司规定“挟带杂文书及我国书册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凡系书籍，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诞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防。无论译官及三使臣所属，如有潜贸之事，即其地摘发，烧火状闻。犯者置之重辟”，开始禁止中国出版的理学、音韵、诗文、经书、史集、天文、地理、政典、等书籍。这是朝鲜人在文化上不再依附于中国的心态表现。

可惜这个“英正时代”几乎跟乾隆时代一起开始，也一起结束。乾隆死了没几年，朝鲜正祖也死了，继位者还不如嘉庆，是一个1790年，今年才十一岁的孩子。历史上，朝鲜从此开始进入了动荡的政治时代，继位者总是幼儿，权力被权臣掌控。

就在英祖晚期，西方天主教开始传入朝鲜，因为朝鲜禁止洋人进入。天主教就以中国为跳板，通过派遣跟朝鲜人长相一致的华人进入朝鲜传教的办法，去传播天主教的思想。来到中国的朝鲜人，也有通过在中国受洗的方式入教。比如朝鲜使者李承薰在北京天主教南堂领洗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禄彼得。

大量中国传教士进入朝鲜，导致朝鲜政权的警觉。1791年，中国传教士周文谟潜入朝鲜开始传教，入教信徒有两班显贵，也有卑贱的士卒。朝鲜政府将天主教视为邪教，不断逮捕处决教徒。

为了搜捕中国传教士，对朝鲜信徒进行逮捕、拷打。为了保护朝鲜教徒的安全，周文谟向朝鲜政府自首，于1801年4月19日在汉城被杀。

史称“辛酉邪狱”。

这些情况周琅刚刚了解到，如果他想找麻烦，可以以杀害中国国民的理由，兴兵问罪。

事实上，西方宗教的传入，确实给传统东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日本、中国、朝鲜都先后有类似的政治打压行动，康熙在中国全面禁止耶稣会传教日本战国时代结束之后，看到本国天主教势力竟然派船去欧洲寻求援助，结束战国时代的丰臣秀吉开始禁教，之后天主教在日本发动了叛乱，被幕府血腥镇压之后，不但全面禁止天主教，还断绝了跟葡萄牙、西班牙的贸易交流，西方国家中只有不传教的荷兰允许继续跟日本贸易越南的天主教传播也很厉害，阮氏王朝能够击败西山王朝，就是在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成功的。

之所以中国、朝鲜、日本都禁止天主教传播，主要是担心百姓跟外部势力勾结，朝鲜给教徒扣的帽子是，“无君灭伦”、“招寇卖国”，日本也差不多。

越南因为战乱，跟之前日本天主教在战国时代能发展出几十万上百万人一样，也传播的很广泛，而且政府无力阻止。后来阮氏一统越南之后，也开始效仿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禁止天主教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