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在广州发行债券,而不是在南京这个两倍于广州的城市。
原因主要是广州的商业氛围是这个时代中国最浓厚的,还是跟国际接轨使然,这里的商业不是中国最发达的,但却是最活跃的,而且常年跟洋人解除,许多商人是了解一些西方的商业债券的。
比如潘振承就直接接受来自伦敦的汇票,这放在南京估计没人肯认。
另外一个原因是,周琅建立的货殖银钱公行就在广州,这是按照中央银行标准建立的,由伍秉鉴主持,已经间接控制了广州的金融机构。有了这些金融机构,才有可能把债券推销出去。
最主要的就是那些钱庄,虽然规模跟当铺、银号相比,可能钱庄是最小的,营业主要是银钱兑换,打开门做生意,接待的都是一些升斗小民。可是钱庄数量却是三个金融结构中最多的,遍布街头巷尾。
因为过去老百姓使用制钱,官府收税却是收白银,老百姓在交税的时候,需要将制钱换成白银。这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市场,支撑起了数量庞大的钱庄产业。
由于周琅印刷了铜钱本位的纸币,加上规定了银钱兑换比例,交税也不局限于白银,导致钱庄不再是必须的,最后是纸币的推出,让他们得到了一个延续的机会。他们可以在每笔银钱和纸币的兑换过程中得到三分的固定收益,现在绝大多数钱庄都是靠这笔生意支撑的。
所以钱庄对银钱公行极为依赖,一家家也都拼命向客户推销纸币。
由于每笔兑换都支付给了钱庄三分利润,而公行目前大量向钱庄、当铺提供的贷款却只有一分利率,其中看似亏了两分,可实际上在这笔纸币推广中,银钱公行并没有吃亏。
因为银纸兑换的毕竟是少数,却因此而推广了纸币,让纸币成为跟金银币铜钱挂钩的货币,银钱公行放出去的那些贷款,也都是以纸币为主。收上来的是真金白银,所以当初周琅存入公行的那笔上千万两银子的储备金不但没有变少,现在反而越滚越大达到了两千万两,在储备增厚的基础上,还贷出了四千万两的纸币。
四千万两的一分利息,怎么看也超过一千万两的三分利润,而且利息是持续的,给钱庄的利润却是一笔固定的买卖,这等于公行只支付了三分利息,然后永久占有了这些储备金,相当的划算。
至于贷款四千万,这也是有数的,跟最近几年,广州集中流失的白银数量相当,也算是填补了广州市场的白银短缺。当然这笔钱随着在金融市场中的来回滚动,会慢慢制造出更多的资本,毕竟从公行里借走银子的当铺,自己也是做放贷生意的,流转之间,金融机构就创造了新的货币。
公行能这么快的进入正轨,光靠伍秉鉴个人摸索是不可能的,荷兰人帮了大忙,作为欧洲最早开始玩现代金融业的国家,荷兰人这些年江河日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的商业竞争中全面溃败,但底子却是在的。
在荷兰人的颠峰时期,全世界全世界两万艘船,荷兰人独占了一万五千艘。此时荷兰人口才一百多万,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次英荷战争时候,法国人攻占了荷兰本土,荷兰人炸开了拦海大坝,整个国土淹没,荷兰人却没事的原因,他们的船足够搭载所有国民。
直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荷兰人依然是欧洲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这场全欧洲反对法国的战争中,荷兰独自提供了14万陆军,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当然这些士兵主要是雇佣兵,其他国家也都是雇佣兵。
之所以走下坡路,那是因为一次次不该被卷入的战争,最近一次,也是直接把荷兰马车夫车轱辘卸走的,正是英国人。这是1780年开始的事情,主要原因是美国独立战争,整个欧洲都支持美国,因为英国人太可恨了,欧洲有抱团围殴最强大国家的传统。荷兰也站在了反英的立场,可法国人反英,英国人占不了巴黎,俄国人反英,英国人占不了莫斯科,荷兰人反英,却让本国的殖民地遭殃了。
英国分舰队到处袭击荷兰殖民地,攻击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苏里南,苏门答腊,锡兰,西非海岸,英国海军在全球范围封锁、抓扣荷兰商船,最后英国人几乎摧毁了荷兰的海军。战后原本英国在一百年内向荷兰人借贷的巨额国债,也可用战争为借口而免付利息,并在战后以低价向荷兰商人收购国债。英国人还算地道的,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干脆直接赖掉了欠荷兰人的债务,这场为美国二战的战争,让荷兰人真正失去了作为一个欧洲强国的资格。
此后荷兰人是船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损失了近70%的公司资产,进入了破产的边缘,再也没有跟英国东印度公司竞争的能力。
可是荷兰人的船没有了,造船的技术人才还在,荷兰的钱没有了,银行家还在。
当然这些人才英国吸纳了大部分,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还控制了一部分,荷兰本土内还停留了一部分。周琅通过跟荷兰人合作,荷兰顾问团队不断壮大,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千名荷兰顾问在周琅手下服务。
这一千人中,造船和武器制造方面的专家只有不到百人,大多数其实还是涉及到商业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通过这些人,周琅建设了现代海关。并且建立了一座专门培养行政人才的学校,源源不断的培养出适用的商业行政管理人员。
而聘请的荷兰人中薪水最高的,还是那群银行家,只有百人左右的他们,却占了整个顾问团经费的二分之一。
但这笔钱花的值,这些人在货殖银钱公行中服务,引入了一整套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风险管理办法和存贷款管理办法。在加上伍秉鉴的个人手腕,让这个金融机构迅速壮大。在开始发行纸币之后,也紧锣密鼓的开始发行债券,债券在欧洲已经流行了几百年,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机制和管理办法,推销方面,则有伍秉鉴的商业能力。
可即便这样,第一笔债券依然只卖出了区区一百万两银子,这笔债券的名义是免征江南钱粮债,告诉大家是为了免除江南赋税,而发行的债券,钱庄们向他们的客户推销,表示买了那张固定面值的纸片,就是把钱借给了大帅,不但将来会还,而且还有利息,每年一厘利息。
其实这笔债券,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目的是催生出一个债券发行的商业机制和让老百姓了解到债券,接受债券的概念。同时政治上的宣传效果也很好,让闽粤百姓,甚至整个天下的百姓都看到,这个政权为了让老百姓喘息,宁可借钱,也要给刚刚经历战火的江南地区免除赋税,甚至许多江南人都买了少量这种债券。
这第二笔债券,名字就叫做北伐债券,由于第一笔债券到期,那些真的买了债券的投资者真的收回了本息,让债券的信用一下子上升,而且随着周琅政权的稳定,大家对债券的信心也就更足了。以前担心,不过是担心官府不讲道理,会赖账,在看到官府真的会还钱,而且给利息之后,加上对政权的信心,购买债券的人更多了。
而此时在荷兰人的帮助下,一个债券交易中心已经建立起来,就位于十三行商馆区,现在商馆区已经不再封闭,街道两头的闸门已经拆除,允许任何人自由进出,还修建了桥梁,将沙面跟陆地连接起来,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发展成了广州最繁华的商品交易中心。
北伐债券将可以在新建立的三层楼高的债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不但可以持有,而且可以随时变现,变得流通性更强,这对手里暂时有现金,短期内不会动的商人来说,是最好的投资方式。
甚至大量洋人都乐意采购北伐债券,第一是因为他们对周琅政权更加看好,第二则是由于爆发了战争,许多洋人中断了生意,他们担心从广州采购的货物,会被帝国船只掠夺,于是将银子寄存在了广州,空船离开,或者就留在广州等待贸易恢复。
这些人手里有大把的现银,以前都是直接放贷给他们的生意伙伴,可现在广州的利率很低,反而不如买债券划算了。
结果这笔北伐债券的销售大获成功,卖出了一千万两债券。当然为了达到这个成绩,伍秉鉴在荷兰顾问确定货殖公行储备绝对足够的情况下,对外宣布,持有债券可以直接在公行抵押、甚至折价变现,或者叫做贴现。
有公行兜底,买债券成了稳赚不赔的买卖,购买债券的主力,商人们纷纷购买。尤其是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时刻储备一定现金的行业,这种随时可以变现的票据很快就成了他们处理闲置资金的最佳方式。
有了这个相对齐全的现代债务市场,周琅政权通过商业方式获取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跟依靠农业模式获取资源的满清相比,在战场之外就已经胜利了。
终于,嘉庆六年初春,周琅宣布北伐开始,一场统一之战打响,赢者将获得整个天下,输者将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