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 第五十三章、全新的开端

晋晏平元年岁末，腊月丙申日，裴该登受禅台，司马邺北向而立，华恒进献玉玺，群臣山呼万岁。旋即祭天受命，践祚登基，建国号为“华”，期以翌日，也即新春元旦，为靖德元年。

封晋主司马邺为高平公。

曾经有人建议，还当酬晋主为王爵才好，裴该就问了：“何以魏受汉禅，不与献帝王爵啊？”汉魏之禅，才是源头，理当遵从其典制。

裴嶷复请从周礼，建三恪，倒是得到了裴该的首肯。所谓“三恪”，是指周朝肇建，即维持前三朝的祭祀，于其子孙封邦建国，以示传承有序。不过具体是哪三恪，却向来众说纷纭，或云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或云封黄帝、尧、舜之后于蓟、祝、陈——则杞、宋为二王之后，不在三恪之内。

所以多半是儒家或者春秋战国时代别的什么“子”生造出来的概念吧。

裴该于旧礼多不感冒，竭力删繁就简，抛弃那些纯属面子工程的玩意儿，但这就必然会引发士大夫阶层的不满，认为新朝不讲“礼”。故而对于建三恪之类惠而不费的玩意儿——又不是真建封国，不过多出份俸禄罢了——他也就捏着鼻子认可了。

华朝前论三恪，当指汉、魏、晋。当年汉献帝禅让，被降封为山阳公，五传而没于“永嘉之难”，裴嶷等人找到一个叫刘祭的，继承山阳公爵号。后魏元帝禅让，被降封为陈留王，两传而没于“永嘉之难”，复觅得曹操玄孙曹劢，封为陈留公。乃并高平公司马邺，为其三恪。

从魏制，三恪皆可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则致胙。

华朝的都城，或议仍守洛阳，或议迁往长安。前者的理由，是洛阳自后汉以来，三朝为都，又居天下之中，理当沿袭；况且羯贼未灭，国家方用兵于东，则朝廷官署居于长安，未免太过遥远了一些。后者的理由，则因长安为裴氏兴旺的根基，其于洛中的统治则仍嫌薄弱，为策万全，还当返归长安去才是。

裴该本人是倾向于长安的，因为他觉得关东的战事不可能延续太长时间，新建王朝的中心还应当向西移，一则镇定戎狄势大的关西地区，二则便于收取凉州后继续向西域发展，规复两汉以来的最大疆域。但就目前而论，自己还应坐镇洛阳为是——越是薄弱，才越是需要天子亲自镇定啊。于是对群臣说：“昔周之得天下，亦复两都，我何不可两都啊？”

周之故都，即名为周，文王灭崇后于沣水西岸营建丰京，武王于伐商前，于丰京西北建镐京，号宗周。等到攻陷朝歌，名义上小邦周代大国商而为天下之共主，为了镇定殷商故地，乃建洛邑为新都，号为成周。历代多以为西周的都城在宗周，但后世根据金文考证，事实上周成王五年，即自宗周东迁至成周，因此大致可以判定，西周之时，两都并重。

其后刘邦称帝，初都洛阳，复徙长安，但洛阳的地位仍然高过普通郡治。东汉虽都洛阳，却于长安周边沿用了西汉京兆之名，且河南、京兆二尹并置。再往后定都关中者，往往要于所谓“天下之中”设置陪都——比如隋唐两代，便皆以洛阳为东都，其间李治、武曌常居东都，武周建立后，更是直接定洛阳为都城，号神都。

所以裴该提出并置两都，并没有遭受多少阻力，乃定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都。他打算在平灭羯赵，且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后，便命人在龙首原以南——也即唐代长安城所在——营建新的都城，即从洛阳正式迁入。如今则命荀崧为西京留守。

追尊皇高祖裴茂为圣皇帝，皇曾祖裴潜为太皇帝，皇祖裴秀为世皇帝，皇考裴顀为烈皇帝，皇兄裴嵩为愍王。

裴该唯一妻、一子，所以顺理成章的，当册封荀氏为皇后，裴俭为太子。只是荀氏母子尚在关中，并未抵达洛阳——因为闺女儿还小，娘亲真离不开，也不便抱女远行——故而册封典礼暂且延后。

重新梳理朝廷官署，于中央，正式罢废三公九卿制，而在后世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建六省十部制。所谓六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枢密省、御史省和秘书省。

中书等三省亦魏、晋以来旧制，但其架构更为谨严，逐渐向隋唐靠拢。其中中书省掌机要、政令，以左右仆射为其长官，下设侍郎、舍人等职；门下省掌诏令之审核与封驳，以左右侍中为其长官，下设侍郎、常侍等职；尚书省掌民事，以左右仆射为其长官，下设六部。

枢密省则是裴该的新创，主掌军事，以枢密使为主官，枢密副使为其佐官，下设四部。

当然啦，这只是理想罢了，就目前的状况，朝廷架构还必须维持半拉军政府的形态。在裴该这个强力的开国君主治下，中书唯承旨而已，门下也主要对下而不敢对上，尚书、枢密才是最为权重的要害部门。

乃以王卓、裴诜掌中书，华恒、祖纳掌门下，裴嶷、殷峤掌尚书，陶侃、郭默掌枢密。

此四省最贵，其长官，包括仆射、侍中及枢密使，共七人，皆列正三品，并为宰相，于禁中设国事堂，每日会商理政。至于国事会议的主席，则由七人轮值担任，一轮恰好七日，合“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之数，是故后世即以七日为一“星期”也……

御史省即旧御史府，掌监察，督责百官——主要对内，其原本长安行台从事中郎所负责的对外情报工作，则分拆后移交给了尚书省之礼部，以及枢密省之枢部——以御史大夫为其主官，正四品，御史中丞为其佐官，下设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按察御史等职。首任御史大夫为荀闿，御史中丞为熊远。

秘书省负责天子的文书工作，以秘书卿为其主官，正五品，秘书监为其佐官，下设舍人、令史等职。首任秘书卿自然是郭璞，秘书监为胡飞。

其尚书六部分别为：礼部，掌祭祀及藩属与外国往来事；吏部，掌选举、考试与官员的任免、迁调等事；度部，掌户籍、财税等事；刑部，掌刑罚、诉讼等事；工部，掌营造、修缮等事；虞部，掌山林水泽、矿藏及流通等事——旧长安行台之商部并入虞部。

其枢密四部分别为：兵部，掌军政；枢部，掌军令；警部：掌地方治安与郡县戍守军；屯部，掌军屯、民屯等事——旧长安行台之行部并入尚书礼部。

此十部皆以尚书为部之主官，从三品，侍郎为副；部下又分司理事，以郎中为司之主官，从五品，丞为副，下设主事、令史等职，其任多为行台旧人，也兼用部分尚书旧吏——比方说张异、孙珍等。

地方行政暂且从旧，但裴该与群臣商议，谋划在天下大定后，情势许可下，恢复前汉之制，即废州而只设郡、县二级；但将部分人口繁盛、地位重要的郡改称为州，比普通的郡要高上半级。譬如改京兆为雍州、河南为洛州、河东为汾州、河内为沁州、荥阳为郑州、陈留为汴州、颍川为许州、魏郡为魏州、范阳为涿州、汉中为梁州、蜀郡为益州、江陵为荆州、丹阳为扬州……等等。

州命刺史，正从五品；郡命太守，正从六品，县不分大小，一律任命县令，自从六品而至正八品。县下更分一都多乡，朝廷直命亭长，为正从九品。

此外议在州郡上再设监察道，由御史省外派按察御史（正从七品），负责一道官吏之督责及民风之访察——一如汉之刺史、唐之黜陟使、明前期之巡抚。

将以旧雍、秦二州并汉中郡为陕西道；凉州为平凉道；以梁（除汉中郡）、益二州为巴蜀道；黄河、太行之间为山西道；黄河以南的司、兖、豫三州为河南道；黄河以北、太行以东为河北道；幽州东部及平州为辽宁道；青州为山东道；徐州为淮东道；荆州为湖北道；湘州为湖南道；扬州为江南道；江州为江西道；广州为广东道；交州为广西道；宁州为云南道；待收西域，则拟定其名为新疆道。

——多数都是因为裴该执意，起了近似于穿越前的省名，他本人会觉得亲切一些，使用起来也方便一些。

如上所述，彻底罢废秩禄制，凡官员皆以品级以别高下，自正一品至从九品，总计十八阶，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迁从出入，参差不定。其职事高者称“守”，职事卑者称“行”。其武品十八阶各有名号，是为军衔，分别为元帅、元戎、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大士、上士、中士、少士。

目前唯祖逖为最高品的元帅，陶侃都只是元戎而已。

文武官员，其高品（三品以上）者别有散官，加之本品之上，以示尊崇。如文官正一品为上公，即太师、太傅、太保；从一品为公，即少师、少傅、少保；正二品比公，司徒、司空、仪同三司；从二品为上卿，光禄大夫、散骑常侍、特进；正三品为卿，太常、光禄勋、卫尉；从三品比卿，太仆、廷尉、少府。

武官正一品为上柱国、大将军、太尉；从一品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正二品柱国将军、辅国将军、冠军将军；从二品领军将军、护军将军、抚军将军；正三品镇军将军、龙骧将军、虎威将军；从三品都护将军、讨逆将军、破虏将军——多循旧称，但因裴该久任晋之大司马，故不命，而改称为“上柱国”。祖逖即为上柱国，陶侃为骠骑将军。

爵分八等，唯同姓始可封王，设亲王、郡王两等；异姓则公侯，设郡公、县公、县侯、亭侯四等，各有食邑，受所封郡、县、亭（亲王食州）赋税的十分之一。其它尚有无食邑之散爵两等，为伯与子，各领俸而已。王、公皆不就国，不开幕，不理民，不领军。

——但就理论上而言，即便裴嶷、裴诜等虽为同姓，终究血缘疏隔，几出五服之外，故而暂且无人得以封王。裴嶷、裴粹两支诸裴皆封为郡、县公——裴嶷以兄子裴开为嗣，裴粹以长子裴诜为嗣，故此二人不封。外姓唯祖逖、荀崧、陶侃、荀组、王卓五人为郡公，华恒、卞壸、郗鉴三人为县公，余皆侯、伯、子等。

别封司马睿为吴县公，刘琨为涿县公，张寔为福禄（酒泉郡治）公，周访为南郑公，王敦为彭泽公，至于他们受不受的（也包括卞望之），暂且另说。

至于服制，裴该不顾群臣反对，大幅度删繁就简，四时祭服唯用一套，天子九章十二旒、诸王七章九旒，公侯五章七旒，伯子三章五旒，以下皆无章无旒。

朝服则罢高山、獬豸诸冠，文臣并用进贤冠，着锦袍。天子冠五梁；王公冠四梁，佩玉蝉，围饰玉带，紫绶金章，或准用玉印；三品以上文臣冠三梁，佩金蝉，围饰金带，紫绶金章；五品以上文臣冠二梁，佩银蝉，围饰银带，赤绶银章；七品以上文臣冠单梁，不佩蝉，围素革带，墨绶铜章；七品以下戴介帻，无绶、铁章。

武官依品，带、绶、章与文臣相同，但戴皮弁或平上帻，着裦褶——源于胡服，为便骑射也——且弁、盔上不饰蝉，而以其它饰品标示军衔：元帅、元戎弁饰两柄交叉金钺；将级弁饰一到四枚金星；校级弁饰一到四枚银星；尉级戴平上帻，饰一到四枚铜扣；士级亦平上帻，无饰，唯袖标上以一到四横道来标志上下。

裴该本人，除非大朝或祭日，则往往不戴进贤冠，不着衮衣或锦袍，而戴垂脚的乌纱帽，着裦褶，且登靴见人。在群臣看来，是天下尚未底定，故此着戎服以示不忘武事也；其实裴该本人仅仅是觉得这么穿着简单，且便于活动而已，倘若还有另一个穿越者，乍一瞧过去，或许会把他当成唐宋士人……

至于上行下效，此等简单方便的服饰逐渐流行，则属后话了。

（第十二卷“丈夫北击胡”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