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 第二十五章、不为晁错，也不做曹操

刘隗说只有琅琊王司马睿才有足够的威望，镇定江东，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以琅琊王氏为首的侨客重臣们臣服，倘若换了一个普通官僚，则必然会产生祸乱；而易以别家藩王，同样不行——除了南阳王司马保外，还有谁能够和司马睿名望相若？可是能把司马保放建康去吗？

裴该当即摇头反问：“琅琊王何如东海王？”

刘隗对此质问自然也早有腹案，当即答道：“我固知裴公寄望于东海大王也……”东海王司马越是“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的一个，关键是得到了包括河东裴、琅琊王等关东诸大姓的拥戴，当时司马睿才只是司马越的小弟而已；况且裴该姑母为司马越之妃，则你自然会看重东海王司马裒，然而——

“昔之东海大王，与今王不同，今王初冠，尚无名望，且辈分甚低，何以与琅琊大王相提并论啊？”

裴该笑笑：“卿其轻视天子乎？”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裒就理论上而言，当是司马懿的玄孙——即便外继东海王家，为司马越之孙，辈分也没有变——所以刘隗说他辈分低，恐怕难以服众。但裴该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子司马邺也是司马懿的玄孙，跟司马裒同辈，且初冠未久，你说司马裒年纪轻、辈份低，难道是瞧不起天子吗？

真正诛心之论，刘隗听了不禁面色大变，赶紧俯首道：“天子为国家之主，天命所归，何论行辈？即孺子在朝，吾等亦当俯伏叩拜，岂敢轻视之？裴公遽出此语，隗唯死而已！”

裴该见他摆出这种仪态来，也知道自己话说得太过了，本意震慑对方，但未免显得自己气量狭小，且故意罗织罪名，于是摆摆手：“无心之言，大连休怪。然以大连看来，东海大王必难以镇定江东么？”

刘隗说这是当然的——“且东海大王本为琅琊大王之子，虽已出继，血缘不易，乃可逐其父而用其子乎？”

裴该问道：“使大王归藩而已，何云逐也？”

刘隗寸步不退地回答：“诸王镇定方面，本武皇帝旧政，今无罪而使归，非逐而何？”

裴该此前就和梁芬说起过，“八王之乱”最大的诱因，不在贾后擅政，而在于诸王权力过大。魏之藩王，说不上等若囚徒，但本身也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但司马氏篡权后，鉴此前车之覆，却允许藩王掌握兵马，大国五千、中国三千，下国一万五千，且大、中国王还往往挂着都督某州军事的头衔，坐镇要地。所以说藩王不在国内呆着，却任外州都督，本是晋武帝以来的旧例，如今制度未改，旧例未破，你就一定要无罪的司马睿归藩，难道还不是“逐”吗？

话赶话的，逐渐剥除了种种温文尔雅的表面文章，而深入利益的实质，裴该因此略一沉吟，就打算直指问题核心——他终究不是此世的官僚，实在不习惯啥事都拐着大弯儿说——“卿其不闻晁错之言乎？‘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裴该的意思，如今建康政权势大难制，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了长安的皇权，就如同昔日吴、楚诸国对于汉廷一般。虽然袁盎曾经劝谏汉景帝杀晁错，说“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但后世有几个人说晁错做得不对，藩不可削啊？有谁会认为，倘非晁错建议削藩，则吴、楚必不会反啊？如今的局面，与之差堪仿佛，那我身为朝廷执政，该怎么做？你来说，你来教教我吧。

刘隗当即回应道：“裴公此例大谬，岂裴公自比为晁错乎？如汉武帝下‘推恩令’，使诸藩自削，乃不为朝廷之祸，何必急于求成？”

裴该反问道：“若非先定吴、楚，武帝安能用主父之策，坦然削藩？”

刘隗道：“固然，即无晁错削藩，吴、楚亦必反。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事有当缓图者。若汉景帝不急功近利，而缓缓图之，则朝廷之势日固，而吴、楚之谋日分，即便起兵，不能轻过长江，况乎梁地？而今朝廷之力，远不如汉，建康一总江南之政，是并吴与楚，若急迫之，势更急于前汉，即有周亚父，恐亦无以当也……”

说完这段笼统的对比、分析，赶紧又再加上一句：“且琅琊大王素尊朝廷，绝无刘濞之野心。”

裴该正色道：“大连，防微杜渐，为宰臣之责，此晁错不惜破家身死，而必谏汉景之意也。且如卿所言，今建康之政，出于王氏，卿可为琅琊大王保，然能为王氏保乎？”

刘隗当即回答：“不能！”随即在裴该略显惊愕的眼神中，他不卑不亢地解释说：“今王茂弘执建康之政，王处仲手握重兵，朝廷可使诸王归藩，乃可使二子交卸权柄乎？明制琅琊大王易，而制王氏为难。则有琅琊大王在，有我等在，王氏不能为恶，若徙大王，则恐王氏不可复制！裴公三思啊！”

最终就是这句话触动了裴该。他终于领悟到，对付一个司马睿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江东政权虽然以司马睿为首脑，但真正话事人却并不是司马睿。南渡侨客不思割据者，当会陆续北归，继续留在建康的，则相当大一部分，是打算以江南为家了，这一群体的力量相当强大，若再得土著为辅——虽有嫌隙、龃龉，但因应外部压力，却很有可能暂时联起手来——以自己如今的力量根本就难以撼动。我为了保障后路，就必须要弱化这一群体，而不仅仅是弱化一个司马睿！

故此，当刘隗请辞之后，裴嶷从屏风后面出来，叔侄二人相商，裴该就说了：“今聆刘大连之言，获益良多。我欲弱建康之力，应自王氏始，而不当使琅琊大王归藩，或扶持他王相拮抗，否则，恐反重王氏之权——叔父以为如何？”

裴嶷沉吟少顷，便问裴该：“江东之事，文约所知必然比我详尽，今我有三问……”随即竖起一枚手指来：“琅琊大王果无野心者乎？”

裴该毫不犹豫地颔首确认：“琅琊王仁厚，唯思自保，无问鼎之志。”这本是历代研究晋史的学者们的普遍认知，是基本上可以保证的。

裴嶷又问：“南渡诸王，果无人可更替之么？”

裴该答道：“南顿王志大而才疏，若使更易，恐必悖离朝廷——余皆不足论，皆庸碌之辈。且今南渡侨客，皆尊琅琊王，可与之拮抗者，唯东海王而已，惜乎东海王为琅琊王之子，且年纪尚轻，不能服众。”

裴嶷三问：“刁玄亮、刘大连可能善辅琅琊王，而制约王氏么？”

——刘隗在临行前就表过态了，说有我和刁协等纯臣在建康，必要制约、分薄王氏的权柄，使琅琊王安为朝廷藩臣，为国家镇定东南，不起异心。但是他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裴该则不敢保证……在原本的历史上，那两位就是想压制以琅琊王氏为首的侨客世家的力量，巩固王权，结果却可耻地失败了。

不过仔细再一想，刁协、刘隗为啥会失败呢？因为手里没兵啊，结果被王敦一谋叛，兵入建康，再加司马睿首鼠两端，他们便即束手无策了。如今形势不同，我只要命祖逖发数千兵马威胁江上，那王敦还敢起兵往建康去吗？

即便在原本的历史上，祖士稚若不死，估计王处仲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于是便他对裴嶷说：“若朝廷可为刘、刁之援，则彼等在江东牵绊王氏，当不为难。”你没见他们这回就顺利搞掉了庾亮么？

裴嶷点点头：“既然如此，还当从刘大连所请。”随即他详细地为裴该谋划道：“如适才刘大连与文约语，今日之形势，仿佛汉与吴、楚，然深究之，其实迥乎不同。建康之政，如吴、楚七国并力，而朝廷之力，远不如汉景，则若为晁错削藩之计，是反促江东之叛，且一旦事发，北征则腹心罹祸，南讨则胡势更炽，实非良策……

“梁司徒等劝文约谨惕江东，实为此前诸王之乱，嵇侍中之血染而不消，使朝臣无不觳觫、惊骇，恐怕其景复见……”

嵇侍中就是嵇绍。当年诸王争乱，东海王司马越裹胁晋惠帝往攻邺城，结果被成都王司马颖部将石超大破于荡阴，惠帝几乎不免。当时嵇绍为侍中，护持在惠帝车前，被叛军所杀，鲜血溅染了惠帝的衣襟。乱事平息后，宫人要浣洗血衣，惠帝流泪道：“此嵇侍中血，勿去。”

裴嶷的意思，诸王争乱殷鉴在前，所以梁芬等朝臣才会担心司马睿变成第二个司马颖甚至于司马伦，提醒裴该要早做防备。但是又该怎么防备呢？

“大司马（王浚）在幽州，割据自雄，不修职贡，而先帝反加其号，厚赐之，何也？只为鞭长莫及，羁縻之或可制约胡寇，逼迫之反促其反，乃不得不如此。再如汉高祖困于荥阳，而韩信在齐，请为假王，高祖勃然而怒，却为张良、陈平蹑其足，乃云：‘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封韩信为真齐王。汉高尚且屈己以就势，况乎我等？

“若琅琊大王实有野心，则不可逼迫而促其反；若实无野心，更当厚待之，使其能够制约琅琊王氏。是故我以为，一不可使诸王归藩，二不可别立他王相抗衡，反当重其名，使其有力量侵削王氏之权。”

裴该点头道：“我知之矣——且待刘大连陛见之后，再与之详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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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一早，刘隗便即觐见司马邺，献上贡品。裴该代天子接受贡单，展开来高声念诵，包括：越布百段、青瓷十箧、珍贝与明珠各一匣……基本上是送给裴该私礼的十倍，东西貌似不少，但仍然不符合司马睿藩王和丞相的身份。

不过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若求黄金千镒、锦缎万疋，司马睿也得掏得出来才成啊——估计王氏家族扫扫仓底存货，倒不难凑齐；若求米谷十万斛呢，终究路途遥远，计点途中损耗，起码得派兵征役上千，并且打出两倍的富裕来……

所以就只挑了些特产：越布、青瓷都出会稽，明珠出合浦，至于珍贝，沿海各郡皆有。所谓礼轻情义重，关键是要表明拥戴朝廷的态度。

不过裴该念到最后，发现——竟然还有孔雀一对！我靠这玩意儿可怎么养啊？如今天子局促于长安小城之内，连一亩地的园囿都没有，我得把这俩鸟搁哪儿才好呢？等到问过刘隗，才知道其实不成问题。

因为刘隗惭愧地回答说：“恐是不服水土之故，途中已双双病死……臣只得拔其尾上大羽，进奉天子……”

梁芬在旁边捻着胡须说道：“如此，可以饰衣，或者制扇，以使天子常念琅琊大王忠悃之心。”估计他也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司马邺面无表情地开口，嘉勉司马睿——类似词句他早就背熟了，谁来都那一套。随即刘隗退下，裴该就和梁芬、荀崧、华恒、裴嶷等重臣商议，该当如何封赏琅琊王。

这种事儿，从前索綝当权的时候，都是大家伙儿离开朝堂，回尚书省去开小会；但裴该执政之后，每逢大事，则刻意地把会议地点放到了御前，以示对天子的尊重。即便天子发表不了什么意见，而就算有意见，也会被臣僚们给顶回去，终究让你列席了啊，皇权即使作为摆设，那也确实是存在的，我等绝无架空天子之意——终究司马邺已经行过冠礼，理论上可以亲政了。

裴该做出这种姿态来，其一是为了向司马邺，以及群臣，乃至天下人展示，自己并非曹操。如今大乱未敉，胡寇仍在，司马保也还割据着秦州，他经常性地会率兵离京，倘若太早与天子产生什么嫌隙，被人趁虚而入，闹出什么董承之乱、金祎之乱来，即便不难平定，也必会牵扯自己太多的精力。而且这也是向关西官僚、士人们表示，我不当权臣，我是有分润官职、权柄的意愿的，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前来依附。

所以他假模假式先问司马邺：“陛下以为，该当如何封赏琅琊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