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山河，从穿成宋钦宗开始 第151章 罢黜二帝

先看的是将太上皇赵佶贬为昏德公的公文，上面写的是：

“致赵佶曰：尔为宋主，恃邪佞为腹心，纳叛亡为牙爪。

招平山之逆党，害我大臣；违先帝之誓言，愆诸岁币。更邀回其户口，惟巧尚于诡辞。

祸从此开，孽因自作，人神以之激怒，天地以之不容。独断既行，诸道并进。

往驰戎旅，收万里以无遗。悲衔去国，计莫逃天。载念与其底怒以加诛，或伤至化；曷若好生而恶杀，别示优恩。

乃降新封，用遵旧制，可封为昏德公。呜呼！祗服朕命，可保诸身！”

这上面把赵佶贬得一塌糊涂，说他是导致金朝起兵伐宋的罪魁祸首，所以废掉他皇帝位被降为昏德公。

接着再看第二份，是废掉皇帝赵桓的，只见这封金朝的诏书写的是：

“致赵桓曰：惟乃父之不君，忘我朝之大造。向因传位，冀必改图；且无悔祸之心，翻稔欺天之恶。

作为多罪，矜恃奸谋。背城下之大恩，不割三镇；构军前之二使，潜发尺书。

自孽难逃，我伐再举。岂不自知，徒婴城守；果为我获，出诣军前。

寻敕帅臣，使趋朝陛。罪诚无赦，当与正于刑名；德贵有容，特优加于恩礼。用循故事，俯降新封，可封为重昏侯。

呜呼！积衅自于汝躬，其谁可恕；降罚本乎天意，岂朕妄为。宜省前非，敬服厥命！”

这份诏书同样把皇帝赵桓骂成昏君。罢黜皇帝位，封为重昏侯。

接着看第三份，这一份则是册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的诏文。

“维天会五年，皇帝若曰：宋主肆行淫虐，不恤黎元，号令滋张，纪纲弛紊。况所退者非其罪，所进者非其功。

贿赂公行，豺狼塞路，天厌其德，民不聊生。尚又姑务责人，罔知省己。父既无道于前，子复无断于后。

以故征师命将，伐罪吊民。旌旄一举，都邑立摧。且眷命攸属，谓之大宝；苟历数改卜，未获偷安。故用黜废，以昭聪鉴。

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疎通，神姿睿哲，处位着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篌。

持节备礼，以玺绂册命尔为皇帝，以理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

于戏！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临之。君不能独理，故树官以教之。往钦哉，其听朕命！”

汪伯彦和黄潜善面面相觑，这种大事可不能随便乱说话，就看康王怎么说了。

康王跪在地上干嚎了半天，扭头看见黄潜善和汪伯彦跪在他身后傻傻的望着他，心里就气，心想该你们说话的时候屁都不放一个，难道就看着我在这干嚎吗？

汪伯彦立刻会意，马上跪爬两步说道：“王爷切勿担心，那张邦昌性格懦弱，胆小怕事，他这皇帝肯定是被金人逼迫才做的，金人只要一走，这家伙绝对不敢再保持地位，一定会宣布退位。”

黄潜善也跪爬两步，到了赵构的另一侧说道：“现如今太上皇和皇帝都已经落入了金人之手，这告示都写的明白。

那就是说，太上皇和皇帝已经没办法再君临天下了，只有王爷您一个人有苍天庇佑，没有落入金人之手，莫不如王爷便登基为帝。我大宋不可一日无主啊。”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在劝康王直接登基为帝算了，毕竟大宋是赵氏江山，他张邦昌算什么玩意儿？能够让天下人信服吗？

金人也不可能长期待在大宋，肯定会撤军的，那时他张邦昌若不乖乖的撤销帝号，直接将他砍头。

康王登基，天下百姓必定臣服。

他们两个着急着要想立下头功，一个劲的劝诫。

可是康王赵构却还是心思沉稳，心中一阵狂喜之后便恢复冷静，这件事会不会是金朝搞的把戏，故意扰乱军心？需得搞清楚了再说。

别到时候自己这边宣布登基为帝了，那边太上皇、皇帝还好端端的，那他这不是篡位夺权吗？那时候他可就是乱臣贼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如果太上皇和皇帝真的被金人抓走了，那他当皇帝，号令天下去从金人手里抢回二帝，才有名正言顺这一说。

但如果太上皇和皇帝好端端的还在开封，他断不敢另立朝廷的，他也没那个能耐去对抗皇帝赵桓的。

于是在两个人搀扶下他慢慢站了起来，摇摇头说：“这件事需得查个明白，你们速速派人前往开封一探究竟。”

黄潜善赶紧点头，他也明白康王赵构这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当下派出几拨人马前往开封查看情况。

可是几天之后，探马返回禀报，说东京汴梁被重重包围，金军分向四处骑兵日夜寻访，根本没办法穿越封锁线，只好回来，不知道开封到底如何，不过从外面来看，开封还没有陷落。

康王气得大骂：“真是无用，你们怎么能够把想象的东西拿来禀报王爷呢？再去看，务必看清楚开封到底如何了？二帝是不是还安康？”

探马只好再去探查，结果探马派出去一波又一波，却始终无法突破防线，搞不清楚开封府里的情况如何。

黄潜善和汪伯彦一再劝诫康王，说二帝肯定已经落入金人之手。

但是康王还是没有答应，在没有彻底弄明白事情之前他不敢擅作主张，擅自登基这种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别弄得到时皇帝当不成小命没了。

……

相州城里。

张邦昌已经登基为帝将近一个月了。

在这些日子里，他每天简直是坐如针毡。只要金人不在，他便向东京汴梁方向跪拜磕头请罪。

而王时雍等人向他行跪拜大礼，他也立刻侧身不予接受，同时朝着开封方向拱手为礼，表示那边才是皇帝。

他对王时雍等人也不敢自称朕，而是用了‘予’这个很含糊的称呼，写给下面所谓臣子的文书也不敢称为手谕或者圣旨，而叫草手书。

他时时刻刻想把给自己留后路，不落口实，免得以后真的皇帝找他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