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文魁 第一千两百零七章 舆论热点

就在申时行辞相之时。

林延潮与邹元标之间通过书信往来，引起的论争也是达到了高峰。

林延潮，邹元标二人都是朝野上下公认的通儒，门人也是遍布天下，特别是林延潮，其林学与事功学派，以及跻身于理学，心学之后，为儒门中第三学派。

当日邹元标得林延潮回信时，正在东林书院讲学，见书信后是苦思了一夜，次日即是写信答之。

其在信中写到，见字如晤，得大宗伯之信，喜不不胜……信中所言，对上以约礼，对下以约法，一句胜道千言，千古治道尽括其中。

约法当简而明，上对于下者不可滥刑，但违法必罚。是故汉高祖入咸阳约法三章，天下归心。?

约礼用繁，含于巨细之中，上对上者应勤谏，分毫可谏。然而不可刑于上者，以下凌上则无尊卑可言。

当年程颐谏折柳，取自周礼‘春不樵采’，此无不当之意，但为天子不喜，后世儒者竟以迂腐，殊不知礼法之义。

信末邹元标又对林延潮变法之见批评了几句。

圣人云无为而治，当今治理天下当与民休息，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天下之利，莫过于定。天下之害，莫过于争。故礼不可更，法不可变，愈变则人心越乱。

接到邹元标的信后，林延潮真是拜读了一番。

一个哲学理论是否有生命力，在于时刻包容任何事务，并不断将之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缜密的逻辑，用来解释万事万理。

这就是陆九渊说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境界。

邹元标显然也是这个层次，而他借用哲学的体系就是程朱理学。

邹元标借自己所提的‘约礼约法’论证了自己理论。

刑法对于老百姓而言，应该简单明了，容易让人懂。若是法律太严苛，并事无巨细的规定，不仅繁琐，更让皇帝与亲民官容易滥刑于百姓。秦朝灭亡就是前车之鉴。

反过来约礼，是乃下对上。那么身为肉食者，作为治理者，应该比老百姓更十倍地严格要求自己。

比如**之事有伤风化，但在百姓与官员之间处置是不一样的。

再比如程颐谏折柳，天子不过折了一根柳枝有什么，读书人常笑在程夫子面前，连柳树也不折了。

但依周礼有‘春不采樵’之言，天子折柳树放大出去，天下老百姓每个人都效仿如此，大家都折几根就不好了。天子身为万民至尊，在礼法上当时时为万民的表率。

所以这柳树老百姓可以折，天子就不可以折，折了就是违礼。只要违礼，就是有丝毫不对的地方，读书人也应当上谏，否则已经是刑不上大夫，若连说也不让说，也就无从约束天子了。

这也是授权者受责不受罚。

林延潮对邹元标这论点竟感觉无从反驳，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化解才是。

好比以往大家都嘲笑程颐谏折柳如何如何迂腐，但程夫子复生，当面告诉你一句，那是约束皇帝的，你一个老百姓我才懒得说呢。

当然这话肯定有逻辑上的漏洞，但为辩而辩不合林延潮现在身份，何况他为什么要辩。

林延潮认真思考后回信给邹元标。

古礼三百，威仪三千，刑亦正刑三百，邹兄所言‘慎刑繁礼’，正合于圣人制礼之道。

马屁拍完，林延潮就开始反驳了其大意是。

礼不下庶人的意思，并非是庶人可以不知礼，而是当先以礼法教化庶人，知礼后方能约礼。

至于刑不上大夫，也不是保持尊卑，而是轻易苛刑于上，这样无人敢于任事。

辩论到这里，林延潮又写到，

圣人曾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是可知，十世之礼，可损益，百世之礼，可损益。

周公制礼乐时，犹恐‘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而今已去两千载，我辈动则法古则后于时，动则修今则塞于世。

这里林延潮引用孔子的话来辩论，邹元标说礼不可变。

但孔子说过，殷礼从夏礼而来，但有所损益，周礼从殷礼而来，但有所损益。由此可知十世百世以后的礼，虽说相承袭，但也是可损益的。

周公当年制礼乐时，仍担心君子不会跟随，但现在去周公制周礼已两千年了，我们却仍信心满满守着周礼不变，法古就是落后于当下，拘泥现状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林延潮又写到，礼法非天降，非地生，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循循相因，无疑于固步自封。千百年来以降，代代皆是大争之世。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当如此，国亦当如此。

林延潮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心底激荡不能平，信到最末他不由想起严复的天演论。

又补了一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句话林延潮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

这话放在动物身上，好比气候变冷，更强壮耐寒才会活下来，这是没错。 ＷＯＡＩＫＳ.

但放在人上？怎么能轻易说一个人有用没用？

古时身强力壮者为尊，但后来赢弱书生也可为官。

再如残疾人，再如穷人，也用适者生存？

残疾人中有霍金，穷人虽穷，却更有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一旦遇到机遇也会翻身。

盛世百年让大大夫们缺乏忧患意识，从上到下只想着如何搞平衡，这样沉睡的雄狮不抽几个鞭子是决计醒不来的。

所以这句话正确也不正确一样，放在当下还是正确。林延潮尽管知道此言争议很大，但仍是写在给邹元标的信中。

二人都是同意将书信示于学生，所以书信内容由门下的讨论，传播了出去。

在万历十九年这个年份，在明帝国的东方，丰臣秀吉已是矢志讨伐朝鲜。

朝鲜国虽有听到风声，但国内官员上下仍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西北的顺义王，海西蒙古各部正与郑洛的大军对峙，副总兵哱拜增援时见平叛明军军容不过如此，不由生轻中国之心。

播州的杨应龙暂时臣服，内心却对大明更加不满。

而在帝国的内部，老百姓们刚刚从前两年的大旱里缓过来，但还未来得及歇一口气。

大明天子万历皇帝忧心于国本之事，想着如何拖一年是一年。

至于宰相申时行这边考虑着致仕之事，那边朝野上下却是飞语不断。

然而经过京师与无锡的书信往来，林延潮与邹元标两位朝野上下最负盛名的通儒间对话，在当今官员士子之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身为礼部尚书，又有敢言之名，林延潮的两封书信可谓令人耳目一新，令天下的读书人对于事功学派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邹元标的犀利的言辞，也是毫不逊色。

天下读书人围绕着有明治善治，约礼约法，慎刑繁礼，特别是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行激烈的讨论。

从兴办义学，再到开办报社，然后事功学派的复兴，以及在读书人圈子里流传，还有科举的侧重，最后是林延潮礼部尚书的身份。

这些合在一起在读书人中渐渐兴起了谈论实学的风气，不少有识之士目光转向经济民生，而不再是专注于经义礼法之上，这一场朝野上下辩论，就在大明朝这内忧外患的环境下贯穿了整个万历十九年。

林延潮有些欣慰，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有些成果，虽说成功尚远，但是孕育的土壤已是开始松动了。

林延潮尚未如何推波助澜时，哪知他的学生们更是干了一件，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

在翰林院的新民报上，方从哲自作主张将林延潮与邹元标二人的书信辩论直接在报上刊发，并以翰林院的立场在二人的辩论后面发表社论。

林延潮知道顿时心疼，深觉得错过了一个机会。

这要是放在天理报上刊发，以邹元标与自己的名人效应，对于天理报的销量而言，肯定是一个井喷。但是想想也是算了，毕竟在礼部的报纸上登礼部尚书的文章总是不好。

但不得不说方从哲身为新民报的主编，在把握舆论热点爆点上确实干得漂亮。他利用自己是林延潮的学生的身份，搞到了第一手资料，并加以利用。

新民报定位就是面向读书人层面并走大众路线，不怕别人说自己媚俗，也不怕别人笑话层次低，但在娱乐之余在时政的评论上还是相对公正客观，选题上侧重于经济民生，并尽量解释得通俗化，不是动则以经义糊弄人。

故而新民报的成功自然有他的道理，这数刊登载林延潮与邹元标的辩论，以及持中的社论，一下子让新民报的销售突破了万份。

与邹元标辩论之时，林延潮也没有闲着。

工科左给事中陈应龙上疏朝廷，言现任兵部尚书王一鄂正在患病，应将封贡之权还给礼部，同时会同馆仍归于礼部管辖，以免耽误国事。

吏科右给事李沂上疏附和。

众所周知，这陈应龙，李沂二人都是万历十四年庶吉士，林延潮不仅是他们的恩师，也是他们为庶常的教习师。

上疏之后，申时行与许国通气后，决定如奏将事权还给礼部。

Ps：明日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