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我的文艺时代 第49章 师生

前些年对曹禺先生的冲击是很大的，77年之后大地复苏，万象更新，他的景况好了很多。

不过现在毕竟已经是年过古稀之人，精力和热情已远不如年轻的时候，每天忙不完的接待、出访、会议，这次出访是去米国，回来之后歇了两天才让女儿万芳去通知林为民过来见面。

他和林为民在书房谈了十多分钟，主要是他在询问林为民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琐事，林为民说，他就这么静静的听着。

听林为民说起他想进《当代》的编辑部，曹禺先生问了一句，“怎么会想进那里呢？做个专职的作家不好吗？”

“老师，我没那么好的条件啊。这次文讲所学习之后，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得先回农村，然后再回老家，想办法让街道给安排个工作。”

“原来是这样。”曹禺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话。

这时李玉茹敲门，“吃饭吧。”

能在家里吃饭，代表的是一种认可，林为民欣然起身。

餐桌上的菜一荤两素，味道很好。

吃完了饭，林为民主动抢过盘子，“师母，我来收拾吧。”

“不用了，这都是我的事，你们聊你们的。”

她的态度很坚决，林为民没再坚持。

回到书房，曹禺先生给他开了一份书单。

“这些书，回去有时间就读一读。如果有新作品了，就拿来给我看看。”

“好的，老师。”

聊完这些，林为民知道是该告辞的时候。

从曹禺先生家出来，外面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他回头望了一眼隐身在黑暗中的“尚书楼”。

缘分这东西还真是奇妙，自己莫名其妙穿越到八十年代，走了狗屎运进了文讲所，现在居然成了曹禺的弟子。

哪怕老人家只是碍于文讲所的面子，但自己那声“老师”叫出口，老先生毕竟没有否认。

光是这两个字，哪怕今后自己一事无成，凭着“曹禺弟子”这块招牌也能在体制内混个风生水起了。

林为民心中充满了对文讲所和曹禺的感激之情。

到了和马克梦约定的日子，林为民去了一趟燕京大学。

《利刃出鞘》的稿子马克梦已经修改的差不多了，但还是有些瑕疵，林为民和马克梦待在宿舍花了两天的时间将稿子修改之后，以马克梦的名义寄了出去。

“但愿一切顺利！”

马克梦寄完稿件出来之后自言自语。

林为民拍拍他，“老马，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把这当成一次有益的尝试。”

马克梦苦笑着摇头，“为民，你真是有一颗大心脏。”

小说发表的稿费对马克梦来说并不算什么诱惑，即便真的发表，到他手里也不过几百刀。

真正让他激动的是作品发表以及发掘到一个潜力作家的成就感。

《利刃出鞘》的稿子寄了出去，也代表林为民最近彻底无事一身轻。

他想起曹禺先生给他开的书单，上面都是中外名家的剧作，如莎士比亚、汤显祖等。

跑了几家书店，勉强买到几本，要想凑齐这书单上的书可不太容易。

既然书店买不着，那就去图书馆。

这天一大早，林为民蹬着自行车从东郊出发，到达燕京图书馆的时候已经是9点左右了。

当他把书单递上去，好不容易拿到一本书，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说来也怪，穿越前他买来的书放到落灰也不见得会看几眼，现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来的书，他看得如饥似渴。

总结起来，就是不知道珍惜。

这人啊，下|贱！

如此过了快半个月，文讲所马上快重新开学了，林为民趁着这天周末，又赶着晚饭的点儿来到木樨地。

曹禺指着他笑道：“你小子是不是就赶着这个饭点儿来的？”

“老师，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您看看外面，再过一会儿就黑天了，我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小伙子晚上走夜路多危险啊，我这完全是考虑到您老的时间啊。”

曹禺被他的搞怪逗的哈哈大笑，正巧这时李玉茹刚刚做好了饭菜，林为民进了屋子什么也没干，先吃上了饭。

晚饭过后，林为民和曹禺进了书房。

“书看的怎么样了？”

林为民汇报了一下最近看书的情况，曹禺听完颔首道：“看书不要急，这些书不是限时要你看完，而是要让你把它们看明白。”

“老师，什么叫看明白？”

曹禺道：“融会贯通。”

林为民挠了挠头，这个“融会贯通”恐怕比“倒背如流”还要难吧？

又交流了一会儿，听林为民说起他搞了一篇推理小说投到米国的杂志上，曹禺皱起了眉头。

“写作还是要专心，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老师，这个我倒是知道，就是想赚点外快。”

曹禺横了他一眼，“你啊，从第一回见面就看出你这个功利心。”

“您这么说就冤枉我了，别人什么条件，我什么条件啊？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被曹禺训了一句，林为民立马就要拉开架势诉说革命家底，忆苦思甜。

他的情况曹禺早就清楚了，挥手打断他，“好了，不要嬉皮笑脸的。”

林为民立马噤声，别看他平时吊儿郎当的，但对于师道尊严这种原则性问题还是不敢触碰的。

“不是不让你搞这些东西，而是怕你分心。你现在年纪还小，不懂得创作精力的宝贵……”说到这里，曹禺的眼神中流露出几分怅然，仿佛在眺望远去的时光。

曹禺是年少成名的典范，23岁时便写出《雷雨》这样的旷世名作。

25岁，作《日出》。

26岁，作《原野》。

30岁，作《燕京人》。

“牛逼”这个词用在他身上都是贬低他，称他一句“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第一人”，当之无愧。

可就是这样一位青年时代经典迭出的牛人，却在39岁以后陷入才思枯竭的循环，被评论界认为江郎才尽。

从39岁到去世，47年间他再也没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而外界也公认立得住的作品。

哪怕是到临死前，他也在呐喊：“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