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古代做皇帝 第六百八十六章 举荐

这古文听得陆承启头都大了，非才思敏捷之辈，是捉不住要点的。陆承启只听到了这陈襄似乎为官清廉，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很重视教化。嗯，这样的人才，怎么如此默默无闻？

当然，这默默无闻是指陆承启没有听过，可在官场中，陈襄的名声不小。陆承启问道：“那这个陈述古，现在于何处任职？”

文彦博当即说道：“回禀陛下，陈述古现任开封府推官。”

陆承启点了点头，沉思了起来。两个人都不错，可他只要一个人就行了。孙觉不错，陈襄更好，而且陈襄还是孙觉的老师……“朕打算只选一人，文卿认为该选谁？”

文彦博一愣，他原以为陆承启要的人是越多越好的，怎么只选一个：“臣以为兹事体大，非一人能为也。孙莘老、陈述古皆大才，何不一起用之？”

听了这话，陆承启想了想也是。蒙学要开展，肯定是大规模的，一个人能力再强，也忙不过来。这时候就需要有人协助了，恰好陈襄和孙觉是师生关系，再融洽不过。再加上孙觉偏重教学，陈襄偏重制度，两人合作还能互补。既然这样，何必要纠结用多少个人呢？

“文卿说得对，是朕考虑欠周了，既然都是人才，那朕何必吝啬？准许了，这两人都一同办理蒙学吧……”陆承启下了决心，文彦博才稍稍放下了心。他并非没有私心，他与这两人都私交不错，但既然是举荐，举贤不避亲还是要的。万一为了避嫌，让孙觉和陈襄都失去了进入皇帝视野的机会，万一被他们知道了，嫌隙总是会有点的。有了嫌隙之后，朋友做不成，隔阂大了，甚至还会反目成仇。当然，孙觉和陈襄都是正人君子，肯定不会这样。即便如此，文彦博也还是过不去心里头那关啊！

陆承启叹了口气：“朕为何开办蒙学？皆因圣贤言说，须得有人传承。言传而身教，方能使民风淳朴。商路大开，总有人不顾道德，违背良心。律法追究，总归不是办法，还得靠教化。朕以为，儒学并不禁商贾，亦不禁武功，为何到了现在，却变了样？”

这话涉及太广，文彦博一时间不能回答。自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后，儒学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变成了为统治者愚昧百姓的工具。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学说影响还不大，尚留有陈汤的“犯我抢汉者，虽远必诛！”、霍去病的千里击匈奴，方才能使匈奴悲歌道：“失我祁连山，任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奸“中行说”。

现在的儒学，更多是偏向“文”，而摒弃“武”。最为直观的例子，是“以德报怨”。殊不知孔子言，“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谁欺负你了，动手打回来。而作为儒家真正的创始人，宣圣孔子非常善战，儒家六艺在其学制中基本确立。史书记载孔子之父叔梁纥是极为优秀的武士，可力顶石门，作为其子的宣圣孔子自然也非常善战。后来孔子弟子冉求击败了齐国人来犯后，季康子问他军事之学何处学来？冉求回答乃是孔子教授。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学术注重实用，学习军事也是当时儒家子弟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到后来的荀子，荀子一生未曾领兵作战，但《荀子》一书中有《议兵》篇，通过研读《议兵篇》可以知晓荀子的兵法修为，并不比任何人差。东汉末年儒士，大多也能提笔做文章，提剑征疆场，比如大儒卢植。东汉之后，特别是曹魏末年，儒家逐渐式微，佛教崛起之后，儒家进入了低迷期，魏晋时代玄学崛起，传统的儒家日趋消弭，汉儒之学逐渐归于沉寂。

直到大顺立国，确立科举，儒学才慢慢复兴。但是到了这时候，儒学已经变味了。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现在估计就剩下礼、乐、书。至于射、御、数，是什么来的？这时的文人，不屑一顾，能凭他做官么？

陆承启认为，这不怪世人，世人皆趋利避害。既然科举不考，为何要学？现在陆承启想扭转这个局面，要激发民族血性，自然要从科举入手。科举一考一改革，这还不够，还要有名师指点方向。所以蒙学是关键，陆承启才这么重视。换成后世的话说，这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的就是综合性人才。

陆承启见文彦博不能答，也是心中有点遗憾。其实他也知道，文彦博算得上是文武双全的人物，和范仲淹有的一比。先前平定王则造反，调兵遣将颇有章法。

“朕知道，儒术在进步，可不能丢失血性啊！文人不习武，文弱书生一个，一阵风就倒，能顶什么用？朕要的人才，提笔能书，提剑可舞。非文武双全，不能托以重任。文人不习武，则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武人不习文，则不通经义，不明事理，胆大妄为。文武兼修，则神明通达，可谓国之大才也。”

文彦博颇为认同：“陛下此言，可谓金科玉律，臣受教！”

陆承启摇了摇头，叹息道：“这等大才，何其稀少？大顺就是文风过盛，武风颓靡，长久以往，国家有难啊！”

文彦博不敢接话，这牵涉太广了。说文官不好，传了出去，他成众矢之的。说武官不好，又会被小皇帝斥责。最好就是三缄其口，沉默不语。陆承启看他如此神色，便知道他内心在想些什么，摇了摇头，不再说下去了。这风气不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矫枉也不能过正，过了也会重蹈前朝覆辙。

话题一转，陆承启拿出一本奏疏，说道：“工部尚书李诫上奏，明言黄河治水，尚缺一人辅佐。文卿举荐一人，朕许他为工部侍郎，赴黄河沿岸治水。”

文彦博这才敢说话：“回禀陛下，臣以为安定先生弟子刘彝，可担此重任。”

陆承启微微一愕，这胡瑗好生厉害，怎么教出来的弟子都是大才，而且各行各业都有？“这刘彝是何人？”

文彦博答道：“刘彝，字执中，福州人。幼介特，居乡以行义称。从胡瑗学，瑗称其善治水，凡所立纲纪规式，彝力居多。第进士，为邵武尉，调高邮簿，移朐山令。治簿书，恤孤寡，作陂池，教种艺，平赋役，抑奸猾，凡所以惠民者无不至。元绶二十一年，为制置三司条例官属，以言新法非便罢。先帝择水官，以彝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涨，议开长城口，彝请但启杨桥斗门，水即退。”

陆承启默默思量了一下，这刘彝既然有过治水功绩，给李诫打下手也是可以的：“就依文卿所言。朕有疑问，文卿可是安定先生弟子，怎地专为安定先生荐高徒？”

这话有点说笑的意味，可文彦博不这么看，老老实实地说道：“臣仰慕安定先生已久，吾儿曾送至其门下。臣亦和安定先生弟子为好友，有道是举贤不避亲，臣方敢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