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枭雄志 一千三百 让他们都贪婪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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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失败经验让郭鹏深知，对外贸易这种事情绝对不仅仅只能由政府主导，必须也要允许民间力量参与进去。

海禁绝对不可行。

走出去这种事情不能仅仅是官方去做，民间也要参与。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规模哪一次都比他大得多，带回来的利益也绝对不少，比他还要多的次数也有。

但是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这种事情成为了绝唱。

原因很简单，明朝实行海禁，对民间出海的事情高度警惕，严防死守，只准官方出海贸易赚钱。

如此，下西洋贸易的利益终究无法浸润民间，无法让民间也形成这种态度和社会共识。

这样做就会导致几个严重的后果。

其一是朱棣的人亡政息，下西洋这种事情终究不曾再现。

其二是东南沿海地区走私严重，扰的明朝后半生几乎不得好死。

你的确是官方主导，的确是没有大规模净润民间，但是东南一隅还是浸润到了的，东南人民知道了这件事情。

东南人民知道走出去能赚钱。

东南多山丘，少平地，很多地方他就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农业，农业潜力和平原地区想必本身就是有限的。

朱元璋时期战乱刚刚停止，东南沿海人口损失严重，那时候急需劳动力恢复生产，也能养活人。

这个时候你搞海禁，是防止必要的劳动力流出，是有助于恢复秩序发展农业生产的，可以快更快的稳定明政府的统治，对于百姓来说，也是利大于弊。

可是百八十年过去，明朝的统治早已稳定，东南沿海人口激增，生产早已恢复，这个时候地就养不活那么多人。

以当时的农业技术来说，土地的产出是有极限的，极限被人口突破了，人就要饿肚子，人一饿，必然往外走，找东西吃，这是天然的生存需求。

你不让他往外走，尤其他还知道出海做生意能赚大钱，那他肯定要和你对着干。

于是走私就出现了。

别说为了活命，就算是吃穿不愁的人为了赚钱他也敢搞走私，更何况是饿着肚子要吃饭的人，没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

但是走私出现了明朝政府肯定要打击，不然这会扰乱国家税收，让政府赚不到钱，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还没有面子。

更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件事情被广而告之了，大家发现干这个比种地更赚钱，于是都往外走，都不种地了，土地荒芜了，政府就更没钱了，这又怎么能行呢？

所以必然要打击沿海走私，并且更加严厉的实行海禁。

朱元璋式的朴素农业思维主导了明政府的思维，让明政府觉得民间出海做生意是动摇国本罪恶无边的。

但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不让我活，我还能给你好脸色看？

于是就对着干好了。

反抗开始了。

这种走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东南沿海人民反抗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都是难以想象的。

到最后，明朝政府为了掩盖自己政策上的失误，不得不把这件事情称之为倭寇之乱。

真的要打吧，那么多年东南官员和东南走私团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刀切下去，东南必反。

不打吧，作为财赋重地的东南地区的税收就要出大问题，明朝政府就要慢性死亡。

而且东南的那些走私团伙也不想和朝廷撕破脸皮直接干，那样的话伤亡未免太大，大家鱼死网破，谁都好不了。

为了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双方需要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背锅侠。

谁是背锅侠呢？

倭寇。

倭寇成了双方互相不彻底撕破脸皮酿成东南地区面起义作乱的最大公约数。

这也是明政府同时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叩边大患时不得不做出的退让与妥协。

南倭北虏的局面，让明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一边外部矛盾，一边内部矛盾，江北江南危机重重。

稍微一颗火星点燃东南火药桶，引爆东南起义，隔绝大运河为北方输血，疲于应付北方边患的明政府说不定要提前近一百年终结。

明政府迁都北京以后便高度依赖京杭大运河的输血。

明朝后期进入小冰期，北方粮食产量降低，没有京杭大运河往北方送漕粮，整个北京城都要陷入粮荒，没东西吃。

而东南一乱，大运河必然受到影响。

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当时日本正好在战国时期，一些战争当中的失败武士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来到中国沿海地区谋生。

他们往往拥有不错的武艺，正好是那些走私团伙所需要的优秀人才，双方一拍即合。

这些久经战火的精锐武士就卖身做了大走私团伙的打手，为他们服务，与明朝官军对着干，贡献自己的武力和战斗经验。

久经战阵的武士带着要吃饭的亡命徒们，轻而易举的就把腐烂到了极点的东南卫所明军打得落花流水。

整个过程中，官方和走私团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的谈判妥协破裂，然后再谈判妥协破裂。

明朝负责平倭的官员、将军、官兵死了一茬儿又一茬儿。

走私团伙那边也不断的优胜劣汰，死了一茬儿又一茬儿。

双方都在克制，都在互相博弈。

胜仗不能随便打，败仗也不能随便打，打了胜仗有些时候不能算功劳，打了败仗有些时候也不能算是罪过。

大型魔幻现实主义事件屡屡发生在东南一隅，扰得天下仁人志士那叫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朝廷到底要干嘛？

怎么战败要死，战胜也要死？

很简单。

明政府需要昭告天下，需要转移矛盾，需要让人们知道我们打的不是走私团伙不是自己人，而是倭寇。

把内部阶级矛盾向外转移，引导大家憎恨倭寇，而不是明政府自己。

走私团伙也有需求。

走私团伙逐渐意识到朝廷不会放任他们继续存在，朝廷一定要确保东南赋税重地的安。

对于他们，要么接受招安，要么就会被冠以倭寇的名义干死。

等国一致消灭倭寇的舆论已经形成之后，再不接受招安，他们就真的是来自日本的倭寇了。

不管有多少七大姑八大姨说他们是大明子民不是倭寇也没用了，朝廷说他们是倭寇，他们就是倭寇，一定会被干掉。

他们终究不能和一个统一政权抗衡。

一时的优势扛不住明政府源源不断的兵力投入和越战越勇越战越有经验的明军。

经历战火和朝廷黑手双份磨练的名将们，已经知道该怎么一边躲避朝廷的黑手一边对付他们了。

于是聪明人选择了接受招安，摇身一变成了体制内的人物。

而那些脑子不清楚看不清时势的，就真的被战争锻炼出来的精锐明军干掉了。

这件事情最终以隆庆开关作为结局。

近百年的斗争之后，明朝统治者还是意识到了一日不开关，则倭寇一日不绝的道理。

于是隆庆天子决定开放月港作为通商贸易口岸，允许民间合法远洋贸易。

从此以后，倭寇再也没有为祸过东南沿海。

月港的开放使得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也为后来张居正的改革，以及中国银本位制度的最终确立定下了基础。

兜兜转转无数年，多少条人命被葬送掉，最终还是以明政府的妥协而告终。

当然，还有那群里外不是人的工具人——真正的倭寇们。

大家都输的挺惨的。

看似只是拍个脑瓜的事情，却兜兜转转无数年，最终才确定。

各方利益牵扯太深。

发展到最后，那些靠着海禁才能吃饭的走私团伙以及他们背后的政治势力才是最不愿意朝廷开关的。

朝廷开关了，他们这些走私的就没必要存在了，没钱可赚了。

古代王朝发展个一百多年之后，总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能体现出积重难返的末日征兆。

只是隆庆开关多少给明政府施展续命**奠定了一些基础，否则张居正是没办法搞一条鞭搞银本位、并且最终给明政府续命成功的。

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郭某人决定自己的开海政策和通商政策从一开始就不能拒绝民间的加入。

不仅不拒绝，反而要主动引导民间商业力量加入。

把这种能赚钱的路子从一开始就和民分享。

有胆识的有资本的甚至有把力气的，那就出海吧。

在海上搏富贵，用命，用自己的一切去搏取想要的东西。

总归让走投无路的人多一条路，让他们有路可走，并且提前一千多年开眼看世界，了解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究竟有什么还没有发现的宝地。

让他们都贪婪起来。

这是郭某人所能去做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中的一件。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完善市舶司的建设。

狠狠抓住出海远洋贸易的关卡，谁能出去，谁不能出去，那是有规定的。

让他们出去，不是让他们无休止的出去，真要到了商业和农业争夺人口的时候，郭某人的屠刀一样不会懈怠。

魏帝国的人口还不到八千万，并未达到明清时期过亿的人口数量，且领土广大，远未达到饱和程度。

就算郭某人废除人丁税鼓励生育的政策推行下去，人口破亿，估计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

现在开拓海外贸易，是为了让人们多一条生路，多一条应对小冰期的计策，以及打开人们的眼界，并不是真的就鼓励商业行为了。

商业行为是需要农业生产作为依托的，没有农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商业根本无从谈起。

比起明朝政府，郭某人要是搞海禁，反而是更加合理的。

所以郭某人从根本上就不会允许商业和农业争夺劳动力的事情发生。

所以规定通商口岸，建设市舶司管理出海贸易的船队，以及负责收税这种事情就非常必要，把这些规矩写在法律里也是非常必要的。

能出海贸易的人必然是有限的，需要得到朝廷承认的，海商雇员也是有限的。

这个时代远洋贸易也是有饱和度的。

发展远洋贸易的同时，狠抓市舶司，把市舶司变成另外一个重要的财赋来源，对于魏帝国而言意义重大。

于是，在接风宴会之后，郭鹏让外交部官员把罗马使臣带去大使馆休息，自己召集了各部高官显贵去南书房开会。

皇太子郭瑾、内阁首辅群辅、南书房侍读和九部官僚在内的部高官显贵，整个决策核心团队都被郭鹏召集到了南书房。

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