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 第19章 理通事顺

意识形态别内外，确定对内对外各自的态度和行事原则。对内首先明确，这个政权是谁的政权是所有人的政权，还是某一部分人，某一家，某一个人的政权，这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承认天命，天子是代天而牧民，合法性来自于天，就是一个人的政权。不承认天命，则就是公天下还是私天下，私天下又分一人之天下还是一姓之永祀。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就是一人之天下，我做皇帝，是因为我能打。所以当有人比你能打的时候，生死认命。统治者可以认命，百姓怎么认命，乱世不可长久。

一姓之永祀，家天下，表现出来就是封建。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时代，是要分封同姓的。同姓封国，是出于家的一员，异姓封国则为客。周对天下分封建国，同姓和客是分得很清楚的，即二王三恪之制。客为宾，待之以宾礼而非臣礼。异姓以功封国，是不再视为自己之臣，而是待之以宾。一字并肩王，在家天下的时代是有可能出现的。

礼制是意识形态外化的一部分，抹掉意识形态，礼制就莫名其妙，让人不明所以。

后人看周的分封，虽然被秦所灭，但依然还是华夏，认为分封有利于延续文明，古人是不会这么看的。秦为周之客，而周亡于秦，站在周的立场上就是被外人亡了。汉朝不许异姓封王，就是鉴于这样的教训。同姓封国，又出现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别寻出路，从天命取来了政权合法性。天命带有公天下的一面，只是以天命授给一个人，在这个体系内天下依然是公器，不能市以私恩。天命之下的私天下意识形态，才是终结封建的原因。

大一统的政权，意识形态只能是一人之天下或者公天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至秦而止的内在原因。只有家天下，才会分封，这是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政治原则。明朝分封，是从公天下回到了家天下，皇帝之下也是有臣有客。明朝严格说不是大一统的政权，其疆土内有封国，只是把封国弱化抗拒不了统一，是部分封建。

同样面临国破家亡，南明对于拥戴谁当皇帝争得一塌糊涂，南宋随便拉一个姓赵的就可以当皇帝。因为明朝是家天下，官员有家臣的性质，不会像宋朝官员那么随便。

明亡于内忧外患，被清所代。清朝是夹杂着对满族人内部的原始公天下，和继承自明的家天下，又承接了大一统的大杂烩政权。表现出来，就是浓厚的奴隶制遗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必然非常忌讳。王朝兴替，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的天命、五德终始之说，不得不被捡了出来。

之所以会出现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划分欧洲的白人兴起前的时代，是因为欧洲的罗马亡了。罗马亡了，欧洲的公天下、私天下这样的脉络就断了。入侵的蛮人，是从部落制进入家天下的，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从家天下进入了公天下，几乎没有出现私天下的历史阶段。换句话说，欧洲没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公天下了，便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基础，就有统一战争的外在需求，有结成欧盟求统一的行动。

把唐宋连起来，看作一个整体，才能看出来，蒙古灭宋，明到那时断了。蒙古灭宋几乎是相当于罗马被蛮族所灭，只是明顽强，又爬了起来而已。

意识形态会外化为政治结构，形成制度举措，并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

儒、墨、道、法，先秦诸子，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结构的层次，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地方不多。把他们的理论分别，当成意识形态的分岐，历史就会成为一团乱麻。

中国传统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划分是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治乱循环，是在这个结构之内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包容不了中国的历史，套到中国来，就无论如何解释不了秦之后的历史时期。反过来，中国对天下属于谁的意识形态，是可以包容掉把历史划分出的那些时期的。

对历史进程的划分，是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来的，并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从他们的这种划分上，会推出**这个大同之世，是因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国历史，和欧洲的公、家、公对上了，大家在人类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归。

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并以此而来的对未来的展望，如果社会基础出现了众大转变，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出现重大的转变。

这种泊来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历史的不和谐，徐平前世可以不当一回事，到了真身临其境了，做宰相了，还当成理所当然把现实向里面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诏书。就像前世他作为一个小公务员，讲传统文化有人就拿着弟子规这种连村秀才都不屑一顾的东西出来讲，他可以当一个笑话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自己治国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传统文化是先秦诸子，以及后世于其上生发的传、注，再加上各种政论文章，整个一大套的理论系统。通了，才有资格来做这个宰相。不通，皇帝问政一问三不知，前言不搭后语，皇帝不会信，百官也不会服的。

原始社会的公天下，到封建时期的家天下，然后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权没有合法性来源，很快就被汉取代。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国的大道理，而是要给自己的政权一个合法性来源。董仲舒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论，后世称其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为此。

历史到中唐，汉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来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统，因为天命终不显于世间治乱，祐民者殃，虐民者昌的历史现实，已经难以为系。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镇重建大一统的现实需求下，不得不为政权重建合法性。天命说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于人，公天下便就应运而生。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简单的文字差别，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藩镇。藩镇类于古时之封建，柳宗元才会斥家天下，驳封建。

到了宋朝，出于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权开始把大政托于文人，提倡文治。对于政权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宋儒不得不上追汉唐，承韩愈柳宗元之后。到了徐平所在的这个年代，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与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结构已经呼之欲出了。

有这个背景，徐平才会堂而皇之与赵祯如此问对。赵祯不会觉得奇怪，已经掌权的士大夫们会认可，一切才能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顺，完成了道与术的问对，对天下的改革将顺利地推行。

不把道理讲明白，徐平终将是另一个王安石，最后还是回到治乱循环上来。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剥去天时、地理这些外在因素，而以国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主要矛盾来观察，便就是剥削烈度加深，导致社会危机出现。政权不能够解除面临的社会危机，便亡于内乱。或者危机导致国力大减，亡于外敌。政权之亡，有亡于内部矛盾者，有亡于外敌者。亡于内是内政的问题，亡于外是军力的问题，两者有相关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够牵扯在一起，不然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这种治乱循环，放到资本主义时代，换一个名字，比作经济危机，也就通了。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终秦灭六国而代周。周之八百年，虽有春秋战国之衰，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治乱循环来，或许可以认为，治乱循环是大一统的特点，而不是家天下的特点。

当然，这不等于说家天下强于大一统，因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发展不到治而后乱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约等于大一统治乱循环的下限。

在这套话语体系之下，资本主义就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下一个朝代，都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内部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大同之世依然遥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让资本家掌权就无从谈起。改革措施，与此无关。

确定了天下属于谁，谁是这个政权的主人，意识形态接下来面对的是国内矛盾。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意识形态的下一个问题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同样是公天下，还有一个立场问题。

朝廷必偏，是说政权必须有一个立场，没有立场，政权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选择，是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上，这是中国传统的立场，也是这个时代能被广泛接受的立场。天下以民为本，是孟子理论中很重要的内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时代的呼声。

为什么使用这个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结构，而不是拿课本上源自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课本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都是资产阶级为了掌握政权而出现的政治结构。徐平的立场不偏向他们那一边，而是偏向最广大的被剥削者，自然就不会使用这两种政治结构。政治结构从属于意识形态，同一意识形态会有多种政结构，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很难使用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构。

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都是为了弱化统治者对政权的掌控力而出现的，弱化的目的是利于资本家操控政权。只要统治者的权威还重，天然就有号召民众，有把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下，对于统治者来说，大义在手，天下我有。立宪以及种种措施，都是为了断绝这种可能，确保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掌控权。

政权的独立性就在于，在政治结构的最顶层，只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而没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没有不可更改之宪法。谁都想一劳永逸，只是政权被现实教训了，面对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劳永逸还只是一种梦想。或许只有寄望于科技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用极大丰富的物质来慢慢弥合矛盾。

哪怕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内部，而临严重的危机时，有人想进行较大的改革，大义一举，依然威力无穷。没错，说的就是美国，就是。最高统治者留有较多权力的时候，挥舞着大义，把政治结构大变样并不稀奇。你能把这一个拖下台，后面还会再出现另一个，社会危机不解除，这种冲击就不会结束。无他，政权有立场，但政权本身是独立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权生存，这种独立人格就体现出来了。

意识形态的结构中，立场是位于政权属于谁之下的。为了政权生存，统治者一人敢于挑战整个剥削集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威力。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当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外部矛盾容易掩盖内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临社会危机时向外转移矛盾作为当然之理。时代不同了，这个当然之理也不是当然之理了，向外转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时候，每一个政权都必须想办法对内解决社会危机。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来的全球潮正在退去，处于时代的尾声，每一个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伤口。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经是逆大势而行。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出来，应对内部危机已经是一种趋势，这就是大势。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各个国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抽身得越早，损失越小。这个时候还看不清局面，去乱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会显得很可笑。虽为小邦，而心怀天下，就说的是这种政权。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声，徐平的这一世，正当浪潮正盛的时候。扎紧篱笆，坚定地在浪潮中岿然不动，接下来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汉人的。卷身到这股洪流中，贪小利忘大义，徒然把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击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费国力，浪费民族的发展机会。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体，与皇帝一起治理国家。皇帝的责任，就是使这个治理国家的群体，立场永远在被剥削者这一边。皇帝失去了立场，则官僚集团必然就会失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瓦解了。立场失去了，意识形态就变了，政权性质就变了。

所以说，皇帝的义不在纵容官僚集团上，他站到官僚集团这一边来，整个天下就非常危险了。君臣和谐，是说大家意识形态相同，但各有职责，矛盾体现在这里。

皇帝的个人操守不可靠，无非是把皇帝换成一个集体，如同把宰相之权分成宰执集团的众人之权而已。确定了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不会改变。其间的分别，如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虽有不同，却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罗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汉的丞相制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偏向来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会理出很多历史的脉络来。

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生发出政治结构和一系的政治原则，由此又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举措。变法，就是在确立了意识形态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旧的政治原则，建立新的政治原则。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识形态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徐平一直讲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则是公天下与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过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则是封建思想，把自己当成了郡县的主人。

政治结构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错，导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这个政治原则，是为了体现皇帝与士大夫的主从之分，确保政权的立场。体现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减刑免税之类示恩于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来并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归于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减刑，因为不是示恩之举，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里，为疏决。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制度、命令施政的，这个范围内，百姓受到好处只可归于朝廷，朝廷认为是个好官，而不可借此让百姓感激自己。否则就是封建思想，违反了大一统之下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朝廷纵然一时有行政命令错误，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担，不可以向上推托，分辨是朝廷内部的事情，与百姓无关。挟民意而对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如宽刑免税兴学之类，地方官提出来施行，必须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书的敕令行下来，而不能自作主张。哪怕从头到尾中书就是签个名，盖个印，这个好处也是来自于朝廷。这条政治原则，是为了保证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坏大一统的政治结构。

所以万民伞之类官员要当心，一个不小心，不但不会受到奖励，还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处罚。违反政治原则，比违反制度更加严重，就此被打入另册也有可能。徐平离开邕州百姓雨夜相送，这是百姓和他的事，朝廷并不会因此奖励升迁。如果他拿着这件事，回京之后作为自己治理地方的功劳，反而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公天下，大一统，地方官在郡县，朝廷查的是治理成绩，百姓的态度不太重要。这个职位本来就要待朝廷受怨的，百姓口中的名声好了，朝廷就要查是你做得好，还是以朝廷职责市私恩。万民伞之类对官员绝对加成，是封建残余，是有家天下的意识形态在内。

由意识形态而延伸出来的这些禁忌，在政权内部就是政治原则，在政权外部就是政治正确。官员要有政治意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除了法律制度，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正确在约束他们。不以政治原则来要求，就不在官的范围内，是吏了。

官员不适任被贬被免不只是做错了事，用徐平前世的话来说，有的时候是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原则不清楚，缺乏政治敏感性。犯了这一条，比做错了事还严重，受到的惩罚也更重。欧阳修因朋党被重贬，便是违反了政治原则。

政权的独立意志越坚定，意识形态越强，对官员的政治立场要求就越严厉，违反政治原则受到的处罚就更重。征民间贤士，给官不做的，很多人是淡泊名利，但也有一些人是不想受到政治纪律的约束。以为古代只有忠心不忠心，被不被人赏识，做官不用讲政治就想当然了，是把古代都当成家天下和私天下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会有不同的政治。

政权内的官员要讲政治，吏不需要讲政治，即吏无义，这是官与吏的区别之一。

不涉及上层建筑，不足以称为变法。有的变法触到了意识形态，有的变法只是及于政治结构和一部分政治原则的调整，这是广度和烈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完全被推倒重来，可以称为革命。有时是别人革政权的命，政权横下一条心，也有可能革自己的命。

政权有独立的人格，而临危机时，必然也就会有自救的行动。当自求必须要触动到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时，便就天下大变，进行自我革命了。延伸来说，中原王朝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王朝更替，广义上就是在进行一次又一次自救，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

不眠不休，终于理通顺了，一起发出来吧。觉得这些章节枯燥的的读者，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有一本很多读者看的书，我很珍惜，对于书中主角的行事，总觉得要理出有道理的内在逻辑来。这些内容，不写这本书，没有书中的主角，我根本不可能去想，去做这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有了这个主角，让他正确的做事，只好做这些了。主角拜相了，我只能尽我的力量，让他真正的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宰相。如果世界上真地有穿越，我想到了最后，我也会成为主角这样一个人吧。能力或者有限，事情做的有好有坏，但人有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不做正确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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