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辛亥 第147章非袁不可（三）

温文儒雅的唐绍仪，见到双方气氛陡然急转直下，空气中开始酝酿着剑拔弩张的味道，赶紧站起来“劝和”道：“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必动气。[ 是吧，伍老先生？”

伍廷芳立即附和：“慢慢谈，慢慢谈，不要太操切。大家都是热心国事，慢慢谈，总能谈拢，何必争吵呢？鄙意以为，咱们先把南北停战的事情先确定下来，如何？”

唐绍仪马上赞同：“所言极是，所言极是。”

伍廷芳继续说道：“南京和武胜关前线两方应立即无条件停战，这没有问题吧？”

唐绍仪点点头，答道：“好说，好说，不过民党方面也不宜再说什么北伐的话，伍老先生，您认为呢？”

伍廷芳答道：“事所应当。这么说，停战的事就先确定下来了，大家都无异议吧？”

“那山西和陕西方面呢，是不是也应该立即无条件停战？”王宠惠突然问道。昨天，山西都督阎锡山发给沪军都督府的电报称，山西民军在北洋军的进攻之下，屡屡失利，损失惨重，太原也许不得不弃守，北上绥远，以避敌锋。陕西民军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这个……”唐绍仪皱了皱眉，有些迟疑。

“停战只针对南北方面而言，陕西和山西地属北方，自然不在停战之列。”杨士琦断然拒绝。笑话，陕西和山西，乃是北洋军的后花园，若不围剿，岂不留下心腹大患？

伍廷芳不欲多生波折，接口道：“山西和陕西方面的问题暂且搁置，待南北统一，共和肇建之后，自然不再成为问题。当务之急，是确定南北统一的步骤。民军方面，希望袁先生能够迅速站出来，颠覆清室，这个意思，还请贵代表会后电达袁先生。”

唐绍仪有些为难道：“袁总理对我说过，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总理亦赞成推翻清室，只不过他有他的难处，不能公开宣诸于口。”

“哼，袁项城到此时还这样推诿，到底有无和谈的诚意？”一听又是这种套话，王宠惠忍不住嘲讽道。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杨士琦冷笑。

伍廷芳赶紧打圆场：“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民军方面初步拟定了几点，一、确定共和政体；二、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三、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省秩序。贵代表可有意见？”

到了此时，杨士琦也知道不好再争执君主还是共和的问题，不过他与袁世凯早就商量好了，因此胸有成竹地答道：“第一条咱们可以让步，第三条咱们没有异议，但清室结束之后，应该指明由袁总理为大总统。此外，若清帝主动退位，应该有优待清室的条款，这样一来，袁总理才好方便行事。”

“这个……指明袁先生一层，就不必要明言吧，面子上须不太好看。若袁先生能践约，先推覆清政府者，所指者正是非他莫属，何必标出姓名，多此一举？至于优待清室一层，可以商量，可以商量。”伍廷芳略略犹疑，还是基本上接受了对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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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袁世凯住宅，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又一次来拜访这间房子的主人。这些日子，朱尔典几乎每天都要与袁世凯见面，商量事情。今天，陪同他一起来袁宅的，还有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

今年已经59岁的朱尔典，面对中国自武昌起义以来瞬息万变的形势，一开始也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不过，袁世凯出山之后，他就抱定一个宗旨，那就是坚决支持袁世凯，他认为这是最符合大英帝国利益的做法。

自从25年前，也就是清光绪二年(1876)来华，朱尔典几乎就一直呆在中国，他先在北京英国领事馆任见习翻译员，后于各口岸学习领事业务，对中国官场相当了解。1888年他升为北京公使馆馆员，1891年他成为中文书记长。1896年他出任汉城总领事，1898年他升为驻华代理公使，1901年他成为办理公使，1906年他成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直到现在，他生命中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事业也完全是在中国建立起来的。

说他是洋人之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一点也不为过。他的身上也留有许多中国的痕迹，比如他给自己取的汉文名字“朱尔典”：朱颜鹤发的朱，卓尔不群的尔，雍容典雅的典，虽然只是他英文名字（jordan，另译乔丹）的音译，却也有着十足的中国味道。

在他看来，大英帝国在华利益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英国在中国市场上的贸易份额，此时中国的进口产品中，七成以上来自英国（含香港），在华的外企，60%以上是英国或英国参股的，而且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实施关税保护，欧洲列强起而效仿以来，英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挑战，因此东方市场对帝国更显重要；2.英国金融界的在华投资，1894年1911年，汇丰等英国银行在华放贷额达白银2.06亿两，英国“炒房团”在华房地产投资达美元；3.政府外债，截至今年，英国握有清政府2.2亿两白银的“欠条”，是中国头号债主。

朱尔典内心之中十分清楚，维护好帝国在华的这一切利益，对帝国十分重要。虽然局面有些棘手，他相信自己还是能够完满完成这一任务的。

不过，朱尔典也明白，如今的日不落帝国，虽不能说日薄西山，但较之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盛，已是今非昔比。美国的崛起，从经济方面超过了英国；而外交方面也不乐观，德国愈发咄咄逼人，在巴尔干、北非、巴勒斯坦，不断制造麻烦。英国国内，议会正为了向富人阶级增税的《预算法案》吵得不可开交。对于中国的局势，英国本土实在没有多少剩余的精力顾及，帝国在华利益，只有倚赖他们在华外交人员，巧妙周旋维护。这样的利益关系和现实情势，决定了帝国对华政策的基调：稳定压倒一切。

武昌起义爆发次日，朱尔典同时接到清政府的求援与驻汉口英领事葛福转达的革命军的示好通告。然而朱尔典却当即指示英驻华舰队司令温思乐对清军“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还严令驻武汉领事葛福不得与革命军接触，立场完全倾向了清政府一边。

然而，此后的形势，完全出乎朱尔典的预料之外。武昌起义之后一个月内，超过一半的省份相继宣布**，起义渐成燎原。朱尔典也不得不调整他的对华策略，他在10月30日给英国外相格雷爵士的电报中称，“运动的广泛性以及它到处获得胜利，使得以武力恢复国家原来面目的一切企图难以实现”。

袁世凯的“临危受命”，重新出山，让他看到了维护帝国在华利益最稳妥也是最便捷的办法：扶植袁世凯为帝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他与袁世凯是故交，他们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袁世凯的履历，表明他对帝国的在华利益能够予以足够的尊重，由他统治中国，是应该不至于损害英国利益的。何况，如今，他们两人之间已经培养起了极为友好而密切的私人关系。三年前袁世凯被罢免之后曾一度心灰意冷，朱尔典还曾劝他振作，养身待时。

袁世凯重新出山之后，朱尔典立即为他大力呼吁，声称唯有袁世凯才能稳定中国秩序。这样，当汪兆铭在革命党人中间说出了“非袁不可”的话的前后，朱尔典也在清政府面前和国际上大造“非袁不可”的舆论。最终，清廷授袁世凯以总理大臣之职，取代奕劻，其中，实有朱尔典奔走造势之功。

甚至就是如今南北两方的和谈，也是他在后面大力促成。朱尔典多少知道一点，英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是不乐意看到中国迅速稳定下来的。为了协调各国的对华政策，他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差点闹翻，只是日本此时在国际上还需借助英国的威望，才最终不得不对他做出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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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先生，请记者先生，请”听说朱尔典和莫理循来到的消息，袁世凯赶紧亲自出来，降阶相迎。

进屋之后，分宾主坐定。

袁世凯首先开口，言下不无得意：“谢谢你们的帮助。多亏了你们，我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如今，南方的革命党，已经准备向我输诚，就差最后一步，中国的局势就能稳定下来了。”

说着，袁世凯令人把刚刚收到的、上海唐绍仪和杨士琦拍发的电报，递给两人传阅。

朱尔典接过一看，只见上面载明五条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帝；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省秩序。只待双方批准，清帝退位，共和即可告成。

朱尔典微微沉吟，随即笑道：“恭喜，恭喜总理先生不日就将成为中国的大总统，将来庶几不让华盛顿的事业专美于前。”

莫理循看过电报之后亦恭喜道：“清王朝注定要垮台，您是领导中国走向富强最合适的人物。”

袁世凯拈须微笑，故作矜持：“过奖过奖只是，若战火蔓延，不但要祸及天下苍生，也会极不利于友邦，我身当其冲，不得不暂承其乏。”此时，他心中却不无得意，革命党的二号人物黄兴，也亲自给他发来了电报，要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华之事功”，眼前的难题，就剩下如何迫使清室主动下台，把位置腾出来给自己罢了。

袁世凯笑吟吟的打量着眼前的两位外国友人，如今再加些压力，就能让朝廷垮台，而他们也许正好能给自己提供压垮朝廷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呀